双标总是最招人恨，尤其还涉及到民族感情。当初武汉的反应迟钝被骂到惨，现在英国决定“躺平”寻求群体免疫，居然还有人说这是科学决策？
这算不算双标？是不是拿了美元啊不英镑在洗地？
等等，把一个人的言论钉上双标的耻辱柱前，让我们来一起复习几个基本常识。
基本常识1：政府应该是权责对等的
无论何种意识形态，无论何种政治体制，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共通的，那就是权责对等。
人民让渡给政府的自由多一些，那么要求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福利自然也多一些；政府平素对社会运行的干预少一点，无能为力时人民的埋怨自然也轻一点。 大政府小政府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不同的选择。区别在于，有的地方是选民来选择，有的地方是人民在历史中选择。
危机出现时，大家都想要个强力乃至独裁的政府来快速平定，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危机不在时，一个强力控制无孔不入的政府，你想让它把伸出来的手再收回去，那可就是与虎谋皮了。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史书上斑斑驳驳都是淋漓鲜血。对，我说的是二战前的德国。
基本常识2：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石是信息透明与讨论充分
精英治国和民粹治国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当今世界的正常国家（朝鲜、叙利亚这些除外）没有哪个是完全偏向某一边的情况，基本都是拉锯平衡之中。
但是， 制定公共政策时有一些基本原则是大家公认应该遵守的，一是信息透明，让利益风险相关方都有机会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二是讨论充分，让持有不同主张的专业精英和处于不同立场的普通群众都有机会表达诉求。虽然大家声量不一样，渠道不一样，但总归可以表达出来。
基于信息透明和讨论充分这一基石制定的公共政策，虽然总归会让一部分人不满意，甚至有可能不满意的人数更多，但结果总归是充分博弈的选择，大家骂娘时也不至于那么难听。因为大家能明白， 一家人生活的幸福感不是单由一项公共政策所决定的，这回我作为小企业主吃了亏，下回我作为病人可能会占便宜，再下下次可能又关乎孩子的教育，总归我所在的利益共同体是有机会对公共决策发表意见展示态度的。
可是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掌握了公共政策制定权力的群体同时掌握着封锁信息和禁止讨论的权力，以和谐的名义不让广大群众获得信息，以稳定的名义不让专业人士发声，在这种条件下做出的公共决策没把事办好，你说大家怎么能忍住不问候你八辈儿祖宗？对，我说的是伊朗。
基本常识3：光有科学不够，不讲科学肯定不行
治病要讲科学，这一点除了部分中医支持者，应该没人会反对。但防病防疫要不要讲科学，很多人就会犹豫起来：
社会运行如此复杂，人类对新病毒的认知如此有限，防疫靠科学，能行吗？
这样的担心非常有道理，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一，基于科学知识而提出的政策主张并不总是能够达到好的目标结果，因为政策主张在贯彻执行中会与公众认知基础、人性弱点、突发新状况等因素相互作用，并不能像在实验室高度受控的环境中一样达成确定的结果。这并不是科学知识不对。
第二，对于尚未研究透彻的新事物、新病毒，科研工作者会在有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推测，这些属于有一定价值但未经证实的主张，但并不属于已确定的坚固可信赖的科学知识，也不属于科学共同体的共识。 只是探寻自然规律需要时间，而人力终究有限，不得以之下只能接受不完美的现实，拿尚未开刃的刀剑上场。
但是！必须要说清楚的是，科学共同体可能还不知道新冠病毒防疫的正确答案，但哪些是错误答案大家可都是铁板钉钉的。
放着75%的酒精消毒方法不用，鼓励大家喝牛尿强身祛病，这肯定是错的。
明知核酸检测存在一定比例假阴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此作为确诊唯一标准，这肯定是错的。
明知不同医院的多位医护人员出现感染，仍然说未发现病毒人传人证据，这肯定是错的。
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态度的确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免于感染和死亡，但明确违背科学的防疫措施一定会让整个社会承受原本没有必要的伤痛。
所以说不讲科学肯定不行。
如果上面三点基本常识能够得到你的认同，那么
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防疫政策的评价
咱们就有了可以讨论的空间，我的个人观点：
武汉在疫情公开之前和疫情发生初期的系列举措是起了很坏的负面作用，应该要有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中国在疫情发生至今所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强而有力的，但整个过程中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还有一些是不必要的代价。作为个人，我很认可目前防疫的进展，但站在宏观角度，具体功过几何，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检视。
英国目前采取的控制病毒传播节奏，寻求群体免疫的政策具备一定的理性依据，但并非基于已经确认的科学知识，这是基于英国国情希望以较小社会代价应对疫情的一场冒险，有可能会事与愿违，但出发点并不是草菅人命。
文明的做法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全球防疫工作提供帮助，这也是帮我们自己。不文明且有害的做法是嘲笑他国以自嗨，以为中国提交的是唯一的满分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