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几天我说，有空一定要多读点英文资料，得到了不少赞同。我个人感觉，哪怕是一些历史上有趣的故事，英文资料也往往更详实，看起来更过瘾。“500”的故事之前已经连载过，最近又新来了不少朋友，所以这次发全文，大家周末一次看过瘾。
起源
1943年，尽管二战的各个战场还在鏖战，但大家都有感觉，轴心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反法西斯力量的胜算越来越大。
北非战役结束之后，斯大林不断要求盟军尽快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在丘吉尔的竭力主张下，美英方面还是先登陆了意大利，以期攻击轴心国“柔软的下腹部”。不能不说，丘吉尔的战略眼光非常准，1943年9月盟军登陆之后，意大利法西斯迅速宣布投降。
然而，因为盟军的筹划失误，两个登陆地点相距太远，以及意大利军队大批向纳粹投降，纳粹德国有机会迅速调兵遣将，陆续派入100万人，依托意大利狭窄的地形，硬生生把意大利之战变成了漫长的血战。
不过，盟军到底在意大利站稳了脚跟。在地面与纳粹战斗的同时，盟军终于把一处战略目标稳稳纳入了轰炸机的飞行半径之内，这一处目标，就是位于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
在发动世界大战之后，纳粹德国深陷资源不足的困境，尤其是对机械化作战至关重要的油料，一直是德军的心头病。1940年，罗马尼亚亲德势力发动政变，位于普洛耶什蒂的油田和炼油厂几乎无损交到了德国法西斯手中。当时，普洛耶什蒂的石油供应量高达每年1000万吨，满足了纳粹近1/3的需求，此外还供应了意大利的全部石油。
也正因为如此，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普洛耶什蒂被列为战略轰炸的第四大目标（前三位分别是：潜艇（U艇）制造厂、飞机制造厂、交通线）。无奈，之前盟军限于战略轰炸机作战半径，一直无法对普洛耶什蒂发起有效打击。
在盟军稳稳控制了意大利南部之后，原驻扎在突尼斯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5军（当时美国空军还没有独立出来）转场到意大利南部的福贾（Foggia）。以福贾为基地，依靠著名的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再加上新装备的B-24“解放者”轰炸机，盟军终于可以对普洛耶什蒂进行常态打击了。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意大利起飞之后，经过亚得里亚海、黑山和塞尔维亚（当时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到达罗马尼亚，直线距离不到1000公里。
从福贾到普洛耶什蒂的路线
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因为大量出现在宣传作品里而成为明星。遍布机身的机枪塔为轰炸机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机组10人，除了正副驾驶、导航员，其它均为机枪手。与同时期的英国轰炸机不同，B-17的腹部也设有球形机枪塔，可以抵御来自下方的攻击。
B-24“解放者”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都超过B-17，名气却不及B-17。B-24的腹部也设有球形炮塔，机枪手们更喜欢B-24，因为它的球形炮塔是电动的，而B-17是手动的（腹部球形机枪塔在起降时需要收入机腹，在飞行时降下来）。
为了准确打击油田和炼油厂，有效摧毁生产能力，盟军轰炸机改变了之前的夜间轰炸或是高空轰炸的策略，而选择在昼间进行低空轰炸——轰炸机排成密集队形，集中投下炸弹。这种轰炸的效果当然远远好于夜间轰炸和高空轰炸，但是不难想见，其代价也是惊人的。
远的不说，1943年8月，美军从北非基地出动177架B-24“解放者”，从几十米高度密集轰炸普洛耶什蒂。最终只有92架返航，其中54架因为受伤严重再也无法飞行，阵亡人数高达310，另有108人被俘，78人被扣留在土耳其（机组迫降在当时中立的土耳其）。在这次袭击之后，美军大伤元气，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再次光临普洛耶什蒂。
1943年8月，美军对普洛耶什蒂发起名副其实的“低空轰炸”
占领意大利南部之后，美军可以以福贾为基地，对普洛耶什蒂进行常态化空袭了。据统计，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10月的一年里，美军为空袭普洛耶什蒂总共出动了超过2万架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从1944年春开始，更是每天都安排了轰炸。
与密集轰炸任务结伴而来的是高企的损失率：飞机损失率高达15%，人员损失率接近10%。到1944年8月，已经有350架轰炸机被击落。因为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在纳粹的控制之下，跳伞的飞行员一旦被抓获就直接送去战俘营，唯一的例外是在南斯拉夫地区，如果跳伞的飞行员遇到当地的抵抗组织，就会被保护起来，避免了被送去战俘营的命运。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南斯拉夫
如今大家说起南斯拉夫的抵抗组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铁托。尤其是在中国，广为流行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两部电影塑造的游击队员都可以看到铁托的影子。但是，当时的抵抗组织并不只有铁托。
南斯拉夫电影《桥》剧照
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照
铁托
长期以来，在南斯拉夫主要分布着很多不同的抵抗势力。最主要的力量来自萨尔维亚族，共有两股，一股是铁托（Ј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拉丁文写法是Josip Broz Tito）领导的“游击队（Partisan）”。另一股是由前南斯拉夫皇家陆军军官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Драгољуб Дража Михаиловић，拉丁文写法是Draza Mihailovic）领导的“祖国军”（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是“切特尼克(Chetniks，意思是‘军事部队’)”）。
“祖国军”的领导者，米哈伊洛维奇
铁托的战略是刚猛的，游击队誓死与纳粹战斗，如果纳粹因为报复而屠杀人民，这反过来增强了大家的战斗意志；米哈伊洛维奇则更偏向于“持久战”，保存实力与纳粹周旋，他坚信盟军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不必进行无谓的牺牲。当然鉴于当时战场局势复杂，无论游击队还是祖国军，与纳粹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在局部借纳粹的力量攻击对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力量。
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飞行员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得到教导：如果在南斯拉夫地区跳伞，尽量选择在铁托控制的区域，实在不行，跳伞后寻找铁托的游击队，而避免接触米哈伊洛维奇的祖国军，因为他们和德国人关系密切。因此，跳伞落入祖国军势力范围的美军飞行员一开始都胆战心惊，生怕祖国军战士把他们交给德国人。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祖国军战士对这些飞行员出奇地好。尽管南斯拉夫人的生活已经很窘迫，他们还是尽其所能，为美国飞行员提供足够的给养，哪怕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足惜。曾经有美国飞行员抱怨睡得不好，床板上铺的都是干草，立刻有早先跳伞的飞行员带领他去看南斯拉夫人的床——那不过是用石头拼成的小平台，勉强能够入睡而已。
也有美国飞行员抱怨吃得不好，但是在看过南斯拉夫人自己的食物之后，他们只剩下了惭愧和感激。同时飞行员们也发现，祖国军战士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融洽，并不像传说的那样与德国人勾结。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祖国军战士领着美国飞行员穿过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最终集合在Pranjane。在那里，他们还见到了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据回忆，他看起来非常平等，没有架子，深受人民敬爱，丝毫不可怕。
美国人得到的优待似乎不难理解。因为米哈伊洛维奇的策略就是积蓄力量，等待盟国反攻，所以他的部队非常重视和美国人的关系。可是，为何美军飞行员得到的教导是，尽量寻找铁托的游击队，避免接触祖国军呢？要知道，铁托的共产主义倾向可是相当明显的。
众所周知，丘吉尔一直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只不过在需要与纳粹战斗时，他才选择了与斯大林成为盟友。对丘吉尔来说，南斯拉夫境内的两支抵抗势力当然是有益的。尽管他不喜欢共产党，但也无法轻视铁托，尤其是考虑到和斯大林的关系。所以在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之间到底选择谁，在很长的时间里，丘吉尔一直没有明确决定。
为了做出决定，英军的特别行动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派出了特工人员Duane Hudson上尉深入南斯拉夫调查情况。Duane Hudson也果然不负众望，在七个月的时间里不断穿梭于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根据地之间，发回了大量的前线信息。根据这些情报，英国人判断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好的合作伙伴，他总是违抗英国的命令，也不愿意接受英国的指导。
Hudson上尉的最终结论是，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与意大利密切勾结，对抵抗德国的态度相当消极。不过他也提到，米哈伊洛维奇勾结法西斯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制止南斯拉夫的分裂，相比轴心国，他更偏爱盟国。如果盟军前来解放南斯拉夫，那么他一定“对轴心国发起总攻”。所以，米哈伊洛维奇也被德国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被悬赏通缉——任何村庄只有被查到掩护米哈伊洛维奇或者祖国军，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15岁以上男子会被全部枪决。
之后，SOE又派出一名特工深入调查，结论与Hudson大同小异。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与意大利人做军火买卖，对盟军缺乏忠诚，军纪也不太好。不过无可否认的是，这些现象在游击队里也存在。
不过，米哈伊洛维奇发给在英国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电报里，他说的是另一番景象：他有大量的机会与德国人合作，但基本都拒绝了。他努力发出这样的信息，他和他的队伍值得盟军信赖。他也提到德国人不停地接触他和他的部队，开出各种条件收买，但他的答复是：“只要你们还在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南斯拉夫人民，只要你们还停留在我们的祖国，就别想有任何谈判”。这样看起来，他又是如假包换的爱国者。
现实的情况如此矛盾，如此让人困惑，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人一直无法做决定。甚至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南斯拉夫、铁托、米哈伊洛维奇都成了丘吉尔的专门议题之一，要与斯大林严肃讨论。
最终，英国人在漫长的权衡之后选择了铁托，然后迅速加大了对铁托的援助力度。1943年11月，专门负责支持铁托的只有6人，到了1944年10月，人员已经急剧增加到40人。而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已经被盟军排除在“自己人”之外了。
内鬼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米哈伊洛维奇到底是不是投机分子？对盟国到底有没有忠心？真正的答案，要等到许多年后的1997年，随着档案的解密，才能露出水面。
二十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让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转而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之上。在这种思潮下，英国不少出身上流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开始自发同情共产主义，愿意接触苏联并主动贡献。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剑桥五人（the Cambridege Five）”，已知四人分别是：Guy Burgess, Donald Maclean, Kim Philby, Anthony Blunt。第五人的身份虽不明确，但根据四人的上线Oleg Gordievsky来分析，应当是John Cairncross。
在战争之前，这些人已经主动勾搭了苏联情报组织，战时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身居高位：Philby在英国军情六处领导反间谍工作；Burgess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秘书，可以接触到顶级的外交机密，并把它们源源不断地传给克格勃；Blunt是艺术历史学家，是英国女王的艺术顾问，也是军情五处的特工；Maclean在英国驻美大使馆供职，美国的原子弹机密就是他泄露给苏联的。Cairncross在布莱特奇利公园钻研密码，也为军情六处服务，他同时通过秘密渠道把情报传给苏联。
其实在这之外还有第六人，他的名字叫James Klugmann。后来英国已经确认，Klugmann不仅仅是间谍（spy），更是内奸（mole），他的威力或许比“剑桥五人”更大。资料显示，苏联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早有预谋，不断运用各种信息误导英国人，引诱他们放弃米哈伊洛维奇，支持铁托。Klugmann在SOE的南斯拉夫部门工作了两年半，他通过各种手段，成功促使丘吉尔下决心抛弃米哈伊洛维奇——讽刺的是，他在SOE的上级Basil Davidson还满怀赞许地称赞Klugmann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
按照专门研究南斯拉夫二战史的历史学家David Martin的说法，Klugmann不仅主导了丘吉尔的选择，更主导了战后这一地区的国际形势：“Klugmann这种内奸，他最大的成就是，通过精心篡改信息，将一千五百万人民的命运交到了共产主义势力手中”。
如今再看“剑桥五人”等人，或许很难做出简单的判断。他们的动机很单纯，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行为也未必是完全危害“国家利益”。举个例子，1943年东线库尔斯克会战之前，英国情报机构已经通过“大本营行动（Operation Citadel）”破译德军通讯密码，得知了德国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并通过正式渠道告知斯大林——虽然是有所保留的。不过，Cairncross从地下渠道提供了完整的情报。也就是说，他们的“叛国”行为，客观上确实帮助了反法西斯战争。
英国人一向以情报手段的高超著名，但是这一次，对于南斯拉夫的情况，他们完全蒙在鼓里，所以最终选择了支持共产党的铁托。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他能做的只有不断给流亡政府发电报，说明他的忠诚。然而他始终得不到盟军的信任，也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到1944年下半年，米哈伊洛维奇的祖国军已经营救了接近200名美国飞行员。这些飞行员迫切希望回到空军基地，祖国军也迫切希望盟军救走他们，一来减轻给养压力，二来也是说明自己对盟军的态度。他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短波发送消息，把已经集合起来的美军人员的姓名、军衔都列上，以期获得对方的回应。
但是在另一边，盟军对于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失去了信心。虽然他说有超过200名美国空军人员需要营救，但是谁又能担保，这不是米哈伊洛维奇勾结纳粹设下的圈套呢？
那么，他们能取得盟军的信任吗？如果能，在纳粹控制的区域，又该如何撤走这200人呢？
转机
其实，米哈伊洛维奇的短波情报已经被盟军完整接收到，也记录了下来。美军确认，米哈伊洛维奇描述的确实是“战斗中失踪”的美军人员。但是美军无法验证是否这些人是否真的在米哈伊洛维奇手里，考虑到盟军已经对米哈伊洛维奇有判断，以及跨越亚得里亚海，深入敌后营救几百人的任务难度，所有的信息都只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当时盟军还在意大利鏖战，南斯拉夫还掌握在纳粹手里
不幸的是，美军飞行员的亲属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消息，他们只知道自己的亲人“在战斗中失踪”，音讯全无，每一天，无数的家人都在翘首期盼，期待奇迹能够发生。
越是重大的事件，转机往往越容易来自于意外，这次，转机来自一位颇有学识的金发美女：Mirjana Vujnovich。
Mirjana生于南斯拉夫，带有典型的东欧人性格：亲切、大方、健谈，有亲和力。1944年，在华盛顿的Mirjana陆续从各种地方听到，在南斯拉夫境内似乎有一群美军飞行员被困，他们一直在发送求救信号，但是始终没有人去营救。
怎么办？Mirjana Vujnovich想到了他的丈夫，George Vujnovich。
当年的George Vujnovich和Mirjana
George Vujnovich的父亲在1912年离开南斯拉夫来到美国，Vujnovich在匹茨堡出生，在塞族社区长大。看起来是个典型的美国小伙子，但Vujnovich一直没有忘记塞尔维亚语，而且也习惯用西里尔文签名。高中毕业之后，父母建议他去当医生，尽管他自己更想当工程师，但他也明白自己并没有数学天赋，当医生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他负担不起学医所需的费用。
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另一个选择：回去南斯拉夫学医，不但费用低廉，而且还有奖学金，塞尔维亚民族基金会专门为这种在美国长大的塞尔维亚年轻人提供了足够的奖学金，供他们回到南斯拉夫学习，增进与祖国的感情，也能建设南斯拉夫的文化。基金会提供的每月25美金的生活费，已经足够在贝尔格莱德过上不错的生活了。
就在他抵达贝尔格莱德之后不久，1935年11月的感恩节晚会上，他遇到了一个姑娘，就是同一所大学的Mirjana Lazic。像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一样，在经历了各种波折之后，1939年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过上了幸福的时光。
然而好日子总是去得很快，转眼间到了1941年，纳粹的铁蹄踏入了南斯拉夫。一开始，不少南斯拉夫人对纳粹抱有幻想，甚至Vujnovich的老师也告诉他：“只要我们不惹事，就不会挨德国人的欺负”。
但是Vujnovich不信这个，在他看来，南斯拉夫的未来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彻底臣服，要么誓死抵抗。像他这样想的年轻人很不少，大家开始上街，捣毁德国人的店铺，涂鸦德国人的住房。Vujnovich清楚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和其他美国同学一样，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美国。
Vujnovich有美国护照，这等于是回到美国的船票，是当时无比宝贵的资源。不过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回去。尽管Vujnovich和Mirjana尚未举行婚礼，但他仍然难以割舍Mirjana。但是这对年轻人知道，如果都留下来，很可能两个人都会遭殃。如果暂时分离，未来还可能有团聚的机会。
于是Vujnovich与其他15个美国人一同走上了逃难的道路，他们先来到萨拉热窝，然后前往贝尔格莱德。一路上他们看到各种惨状：如果游击队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就会有上百名塞尔维亚老百姓被公开绞死。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好在此时美国和德国尚未宣战（1941年12月7日被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向日本宣战，然后德国向美国宣战），他们还有正常的渠道逃出南斯拉夫。
就在贝尔格莱德，Vujnovich从他的美国朋友Vasa Purlia那里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领事馆会给美国公民的配偶发放前往美国所需的文书，前提是两人已经正式举行了婚礼。虽然不知道德国和意大利人会不会认可，不过这是这对年轻人能共同逃出的唯一可能了。另一方面，盖世太保已经在暗中筛查与美国和英国有关联的南斯拉夫公民，Mirjana留在南斯拉夫，危险只会越来越大。
情急之下，Vujnovich给Mirjana发了一封电报：“我们结婚，然后就有文书了，赶紧前来贝尔格莱德”。尽管邮局发报员提醒他，电报可能要被德国人审查，他仍然执意发出，尽管Mirjana能否收到都还是未知数。或许是上苍保佑，Mirjana真的收到了这封电报，尽管离开祖国是个艰难的决定，但她仍然选择了爱情。终于，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团聚了。
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听完Vujnovich的情况，在地图上指了一个点：“你们如果要举办婚礼，早上6点去这个教堂办。除了两个证婚人，不要跟任何人讲。牧师会为你们主持婚礼的”。
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们在教堂举行了非常简单的婚礼，然后即刻前往美国领事馆，拿到了那份简单但是至关重要的文书。听说美国政府打算借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帮助美国人回国，他们的下一站也定在了布达佩斯。但是在那里，大家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原本计划借道瑞士，可是德国人不容许美国人通过德占区前往瑞士。看起来，前方只有死路一条。
有一天，Vujnovich正在兑换匈牙利当地货币时，换币的老人对他说：“你们为何不飞出去呢？先往南飞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还没参战，从那里你就可以飞到任何国家了”。
将信将疑的Vujnovich打了一圈电话，发现这个办法真的可行——汉莎航空还有一条线路，从布达佩斯先飞回贝尔格莱德，然后飞往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他兴冲冲前往机场，想立刻买下最近的航班机票，却被告知这趟航班每天只卖一张票。两个人分开旅行是行不通的，美国大使馆并没有给Mirjana单独发放文书，所以一旦回到贝尔格莱德，她就会被德国人逮捕。看起来，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
第二天是1941年6月12日，一大早旅馆的电话就响了。原来是汉莎航空打来的，今天情况特殊，去往布达佩斯的航班有两张票可以卖，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在Vujnovich花掉身上所有的钱，Mirjana也把行李箱的贵重物品都变卖之后，他们终于拿到了机票。执飞的是一架洛克希德“北极星”（Lodestar）双引擎客机，可以携带12名乘客。
洛克希德“北极星”（Lodestar）客机，当时广泛使用的机型
“北极星”客机的内部，来源：thetravellingfool.com
Vujnovich和Mirjana是最后登机的，空着的两个座位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不过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有两个座位，而且飞机升空了。眼下只剩最后一关，如果在贝尔格莱德能通过纳粹的检查，前方就是一片光明了。
飞机起飞之后，坐在前面的Mirjana开始晕机，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更糟糕的是，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衣着华贵的女士开始与她攀谈，聊了几句之后她才发现，身边这人竟然是Magda Goebbels——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夫人，也是当时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希特勒直到临死之前才和情妇爱娃举行了婚礼）！有这样重要的纳粹人物在身边，看起来，即便买到了机票，他们也在劫难逃了。
戈培尔夫妇和六个孩子（女儿皆为戈培尔夫妇所生，儿子是Magda与前夫所生）。最左为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是他的名言
希特勒和戈培尔及女儿。恶魔也有人性的一面
飞机在贝尔格莱德降落了，纳粹从后门登上飞机，开始一个个检查护照。Vujnovich和Mirjana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Mirjana没有南斯拉夫的护照，去往美国的文书是美国领事馆颁发的，德国人并不认可。终于，纳粹来到Mirjana跟前，要请她出示护照了。
“你们在干什么？难道看不出这位女士已经很虚弱了吗？这位女士是后面那位先生的夫人，这有什么好问的？要么你们今天赶紧离开，要么以后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
谁也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戈培尔夫人忽然说话了，所有的紧张和担心瞬间消失了。
这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历史上有许多臭名昭著的恶人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细看他们的个人生活，又发现往往充满了爱心。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希特勒，在私下里他也是素食者，对身边人，甚至对自己养的狗，都关爱有加，看不出残暴的迹象。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用个人私德为恶棍来辩护，往往很有迷惑性，其实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历经千辛万苦，Vujnovich和Mirjana终于辗转回到美国。可是，Vujnovich并没有如愿成为医生，机缘巧合，他加入了一个全新的机构：OSS。
OSS
1941年珍珠港被偷袭之后，美国深感自己的情报工作落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提前发觉，结果损失如此惨重。有鉴于此，长期担任总统信使，负责沟通欧洲各国的William J.Donovan说服罗斯福总统，美国需要构筑一张更广更密的情报网，需要在世界各地都有间谍、分析员、特工人员。经过罗斯福同意之后，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成立了。
William Donovan
OSS成立时恰逢美国刚刚投入战争，政府机构忙得一塌糊涂，OSS甚至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只能把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Health Institude, NHI）的大楼拨给OSS用。因为OSS人员增长太快，NHI甚至来不及从大楼里完全搬出。所以OSS进驻时，NHI还留下了不少生物样本在里面：猿猴、猪、山羊。
得知这一消息，纳粹宣传部迅速发布消息说，新成立的OSS毫无稀奇，一共只有“50名教授，12只猴子，10头山羊，12只猪”。而对于掌舵人Donovan，戈培尔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抹黑，抹黑力度仅次于罗斯福总统。
OSS的标志
不能不说，戈培尔的嗅觉很敏锐，OSS确实值得重视。在OSS成立之前，即便胡佛总统已经打造了规模庞大的FBI，情报机构仍然是非常“官僚”的，大量人员按照严格死板的规矩来开展工作。OSS是新起炉灶，按照罗斯福的说法，目的是“收集和分析战略情报，计划和实施特别任务”，也就是“采用军事行动之外的一切手段，将我们的意志作用于敌人，包括支持已有或尚在规划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推动战争”，因此也规避了军事手段在后勤和道德上的不便。
在OSS成立之初，英国海军情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Ian Fleming曾经建议Donovan，应当选择足够“绅士”的人员来当特工，这些人应当是四五十岁年纪，思维敏锐，行事谨慎，有责任心，而且阅历丰富——如果你还记得Ian Fleming这个名字就应当知道，他正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邦德（007）”的创作者。
“007”系列小说的作者Ian Fleming，和Donovan完全是两种风格
尽管如此，这条建议还是被Donovan直接忽略了。Donovan要找的是年轻人，勇于投入，有足够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无论他来自哪个行业，只要他足够优秀。按照他的说法，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健的人格。也有人建议他招募诈骗犯，这些人足够奸诈，很适合当间谍。这条建议也被Donovan拒绝了，他强调的是诚实和正直，不要求有伪装经历，他的理由很简单：让老实人学会间谍的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很容易；让奸诈的人变诚实，太难。
基于此，Donovan发现，做事稳重、生活平静的商人很适合成为特工，能与不同地区、种族的人力顺利沟通的人，也很适合成为特工。另外，OSS也特意寻找与其它人群和地区有特殊联系，但没想过成为特工的人。
就这样，Vujnovich加入了OSS。他本身已经足够优秀，也足够聪明，懂塞尔维亚语也是独特优势。加入OSS之后他又接受了专门培训，学会了使用各种武器装备，也能轻易拧断其他人的胳膊。
不过别忘了，OSS的目标是情报，所以他们更看重的不是勇气，而是头脑。Donovan战后曾说过：“在收集情报这回事上，经过训练的火车司机干一个小时，远远超过交际花干一年……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都来自对头脑的刻骨训练”。据统计，大部分暴露的OSS特工，被捕时都是在执行“常规”任务，而不是“惊险”任务。
同时，OSS也不忘树立理想，OSS的特工都清楚知道轴心国的邪恶和盟军的正义，都抱着崇高的使命感。为此，Donovan甚至可以容忍下属信仰共产主义。OSS派去意大利执行任务的特工中有几人确认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面对国会议员的指责，Donovan没有否认，而是直言“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但根据他的贡献，我可以说他当然是OSS的一分子”。Donovan的这种态度，反而鼓励所有的OSS特工心无旁骛，勇往直前，丝毫不会为琐碎细节所困扰。
说句题外话，如果你看过越南历史就会知道，二战时胡志明的游击队和OSS密切配合，在越南与日军作战。二战结束之后，胡志明很长时间里都对美国寄予厚望，认为美国会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如果不是罗斯福逝世那么快，思路与他大不相同的杜鲁门临时接班，今天的世界也许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但是，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因为OSS的工作卓有成效，在战后，一个新成立的更庞大的机构继承了OSS的衣钵，这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CIA（中央情报局）。你仔细想想自己看过的关于CIA的电影和美剧（尤其是《国土安全》），从他们做事的方式上，是不是能发现当年OSS的影子？
CIA的标志
接受过训练的Vujnovich被派往意大利，负责OSS在意大利周边几个国家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1944年5月，已经怀孕8个月的妻子Mirjana给他发来一封信，其中提到有不少被击落飞机的飞行员都在南斯拉夫，听说米哈伊洛维奇在帮助他们，听说已经有几百人，“你是否在参与营救行动？”
Mirjana知道，信里的问题不可能有回应，为了保密，Vujnovich一定不会和家人提到工作，但她必须告诉Vujnovich这回事。而Vujnovich也确实是从家信里第一次知道了这几百人的消息。但是，米哈伊洛维奇的控制区域里竟然有几百人？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从没听说过呢？
一年之前，第十五航空队的指挥官的Nathan Twining将军曾经组织过一次营救行动，当时OSS也提供了协助。OSS特工为被困飞行员提供了地图，标明了逃亡路线和可用的安全地点，特工也教导当地的南斯拉夫人民如何识别盟军飞行员。到1943年底，陆续有100人获救。
但那是1943年，米哈伊洛维奇的祖国军和铁托的游击队还没有彻底翻脸，双方都可以提供帮助。如今两派已经撕破脸皮，盟军也已经放弃了对祖国军的支持。即便有几百人在米哈伊洛维奇那里，营救的难度也绝非一年前可比。
联想到自己的出逃经历，Vujnovich非常能体会这些飞行员的感受，他认定：“如果真的有几百人等待营救，那我们就有义务营救。我得好好看看，是不是真有Mirjana说的这回事。”
虽然英国在二战中被打得很惨，很大程度上全靠美国支撑，但是这并不妨碍英国人认为欧洲是“自己的地盘”。在巴尔干半岛也是一样，尽管OSS（战略情报局）在意大利也有分支机构，但巴尔干半岛的特种行动全部由英国人主导。
SOE在二战中也立下了许多功劳
SOE在法国上空伞降特工
既然英国人已经决定不信任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美国人只能跟从，虽然他们基本没有直接接触过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1943年7月，SOE（英国特种行动处）才和OSS达成共识，让OSS在南斯拉夫开展“有限”行动。这满足了OSS的迫切渴望，起码，当务之急是阻滞在南斯拉夫的德军，阻止他们增援意大利。
不过Vujnovich也知道，尽管英美两国号称“盟军”，SOE和OSS在南斯拉夫都有特工在行动，其实双方地位并不对等。OSS在SOE面前总是“低人一等”，有些OSS成员甚至认为，谈到收集情报的协作，SOE“连德国人都不如”。
OSS的一线特工George Musulin和George Vuchinich报告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Musulin是南斯拉夫裔美国人，身材高大，曾是匹茨堡大学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也是二战中所有跳伞的美军中体重最重的人。1943年，Musulin跳伞降落在南斯拉夫，代表OSS在敌后收集一手资料。根据他的情报，米哈伊洛维奇声称自己的队伍有5万7千人，如果得到武器，可以调动40万人，Musulin的估计是，起码能调动35万人，而且“组织有序”。
另一方面，“米哈伊洛维奇现在基本没有和德军发生冲突，尽管在意大利投降后的那一个月内，他的部队曾经很活跃”。这支部队目前控制的主要是山区，极其缺乏武器装备，已有的武器状况也非常糟，主要装备是斧子和小刀，“有若干手枪和步枪，轻机枪很少，迫击炮和重机枪极度缺乏，没有任何火炮”。虽然如此，这支部队还算“士气旺盛，军纪严明”。尽管他们不与德国人直接冲突，但通过一系列破坏活动，有效阻止了德军的移动，间接支援了盟军在意大利的战斗。
而且这些塞族人对美国人“特别热情”，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善待美国人。不过这种态度仅仅对美国人有效，对英国人，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伙伴“几无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把塞族人出卖给了斯大林。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世界完全被巨头的利益交换支配，弱小民族根本没有话语权，按照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约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未来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即便在盟军控制的地区，Vujnovich也明显感觉到SOE和OSS的矛盾。在巴尔干半岛，OSS的行动总有或明或暗的阻力，SOE掌握的许多情报也没有与OSS共享。
所以Vujnovich也可以体会Musulin的愤怒：为什么英国人有那么大的权力？给铁托的支援远远超过给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援？他甚至在一封电报里直接说：“赤着双脚，只靠勇气和伦敦电报，叫我们怎么跟德国人打仗？”
美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和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实际上英美两军的合作中分歧不断，艾森豪威尔曾抱怨说，宁愿与德国人合作都不想和英国人合作
不过，无论是Musulin还是Vujnovich，甚至哪怕是OSS，他们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分量。1944年3月，英军命令所有与米哈伊洛维奇接触的单位全部撤回，其中当然也包括Musulin。Musulin的上级清楚Musulin的态度，也支持他继续呆在南斯拉夫，为此向罗斯福总统做了特别申请。不过英国人的意志坚决，丘吉尔私下里找到罗斯福，要求Musulin必须撤出。
当年5月，Musulin终于回到了意大利。在了解到盟军对于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的种种判断之后，他更加气愤了，他找到一切机会与人辩论，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大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政治力量面前，他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他强忍愤怒，耐下心来写了十九页的报告，详细描绘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不过这无济于事，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佬们已经做出了决定，真相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
好在还是有人会听他的话。收到妻子的信件之后，Vujnovich把Musulin找来，问他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和敌后飞行员的情况，Musulin马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祖国军确实不是德国法西斯一伙的，在Pranjane聚集了很多美军飞行员，他们在祖国军的保护之下，人数不太清楚，估计大约有一百人。
Musulin很快发现，起码Vujnovich是站在他一边的。Vujnovich很清楚，因为OSS不提倡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共产党”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苏联，就像“法西斯”意味着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所以即便知道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的实际情况，大家也觉得无所谓，再怎么说，铁托毕竟是反法西斯的盟友。
Vujnovich并不同情共产主义势力，他也明白，在OSS内部某些“进步势力”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这种情形倒是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有几分相像。不过，基于他自己的塞尔维亚血统，基于他的妻子Mirjana的询问，也基于他之前历经千辛万苦的逃难经历，他下定决心必须救出敌后的飞行员。
准备
深入敌后营救几百人，后勤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比后勤更大的问题是政治。在盟军内部，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被打上“通敌”的标签，没有人希望与“通敌势力”合作，大家都希望躲得远远的。哪怕Vujnovich已经和第15航空队的长官Nathan Twining商量过，同意发起救援，流程每进行一步都举步维艰。
无论多么紧急的情况，无论多么重大的任务，一旦涉及的人员过多，效率必然会下降，盟军也是一样。在盟军内部，官僚们已经习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工作方式，对这种事情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答复千篇一律：“我们确实希望营救这些人，但怎么与通敌势力合作？万一这是陷阱，谁来承担责任？”
此外，听到消息的英国人也在穷尽各种手段为救援制造麻烦——万一OSS的行动成功，从“通敌势力”手里救出几百名飞行员，岂不是很丢自己面子？
万般无奈之下，1944年7月4日，OSS的老大Donovan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许可此次救援行动。这封信花费了不少心血，遣词造句都极富心思，以合适方式表述了OSS和SOE的分歧。Donovan专门提出：尽管SOE在此地区已经有特工存在，我仍然要求获得许可，派出OSS自己的特工前往该地。
虽然Donovan的表达相当礼貌，但总统一眼看出了他的意思：让英国佬滚蛋吧，我们自己去把小伙子们救出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4年7月14日，华盛顿的答复传到了意大利。接着，地中海盟军空军司令Ira Eaker中将签署命令：同意组建营救部队（Air Crew Rescue Unit, ACRU）。
尽管英国人有各种不情愿、不配合，Vujnovich毕竟可以名正言顺开始策划营救了，虽然他知道这一定不容易：之前的营救行动是派特工潜入南斯拉夫，分发给养和地图，让飞行员自行逃亡。但是如今形势已经变了，至少有100名飞行员聚集在Pranjane，让大家分散逃亡显然不可行。
在Vujnovich看来，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援，派飞机把人带回来。他思考的越多，计划就越细致：先派一小队人马去当地，与被困人员建立联系，并寻找适合飞机起降的地点；同时在基地组建机队，准备营救行动。等到时机成熟，派出机队前往当地降落，搭载被困人员返航。
飞机好办，美军大量使用的C-47运输机就是合适的选择。这种飞机对机场没有特别的要求，皮实耐用。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驼峰航线”上，使用的就是这种飞机。在诺曼底登陆时，空投伞兵的也是这种飞机。
C-47运输机（民用型号为DC-3），二战中使用最广泛的运输机，至今仍有不少在飞行
瑞士名表Breitling有一架1940年服役的DC-3，2017年还巡游全球
机场难办，在敌后的山区，上哪里去找机场呢？现成的机场肯定是不用想了，哪怕寻找一块平坦的地区，但是Musulin撤出之后，OSS在当地已经没有特工。而且，祖国军和飞行员也没有工具，即便找到合适场地，也只能靠手工平整机场。可以想见，这一定很麻烦。
此外安全也需要特别考虑。为了给营救任务保密，应当派出尽量少的飞机。但是没有足够多的飞机，营救机队又会成为纳粹空军的脆弱目标，即便把人装上了飞机，最后还可能落的竹篮打水一场空。
综合考虑之后，Vujnovich得到了答案：首先在当地修建一个简易机场，然后在夜间派出尽量少的飞机，迅速完成降落、登机，分多次把飞行员营救出来。这个计划是大胆的，也是危险的，而且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计划。在这之前，必须有人深入当地，摸清情况，建立联系。Vujnovich不愿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他希望自己动手。
但是他很快遇到了阻力，国防部里传来各种反对的声音。计划本身已经是高风险，Vujnovich的“反共”立场也不是秘密，深入到已经被划分到斯大林势力范围的地区去执行任务，许多人并不喜欢这个决定。尽管Vujnovich知道会有阻力，他仍然决定试一试，亲自执行这次任务。
一天，国防部联络人给OSS在意大利的分部发来电报：“前海军人员反对George Vujnovich前去米哈伊洛维奇的总部。所以，他不应前往”。署名是罗斯福。“前海军人员”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在一战期间、二战初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担任英国海军大臣。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极力拉拢罗斯福，罗斯福有意冷淡丘吉尔，讨好斯大林
沮丧的Vujnovich只能圈定第二选择：让Musulin前去执行任务。可以想到，这个消息让Musulin欣喜若狂，他终于可以回到南斯拉夫了。与他一同执行任务的还有：来自华盛顿的塞尔维亚族后裔，中士Mike Rajacich。当然，无线电通讯也是相当重要的，OSS选定了来自俄亥俄州的Arthur Jibilian。尽管小个子的Jibilian不像Musulin那样让人望而生畏，但他同样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曾经在南斯拉夫执行过任务，最后费尽周折逃离德国人的追捕。对这次任务来说，他当然是值得信赖的可靠人选。
人选确定之后，行动的代号也已经选定：Operation Halyard（升降索行动）。Vujnovich告诉三名特工：“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把我们的人全都带回来，别的什么也不要想。不要给当地人做任何承诺，不要代表盟国说任何话”。本来形势就已经足够麻烦了，如果节外生枝，恐怕谁也无法交代。
伞降的时间窗口定在1944年7月15日到20日之间，最终定在了19日。当天夜里，特工们来到Brindisi，登上等候已久的C-47飞机——大多数执行秘密任务的飞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飞机上，大家既紧张又兴奋，期待着可以早日营救自己的同胞。
从C-47上跳伞的画面
出乎意料的是，跳伞指挥员（Jump Master）迟迟没有给出跳伞的信号。等不及的Musulin询问原因，只听见他用纯正的英国口音回答：着陆区没有信号指示，我们发了信号，但地面没有响应。这次行动只得中止——安全返回还可以再做计议，若是受伤或者落入盖世太保手里，损失可就大了。
第二次空降，因为目标地点有暴风雨，必须中止。第三次空降，因为地面高射炮火太猛烈无法进行，只能返航。
连番出动而又连番退回，Musulin他们不由得怀疑起来，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捣鬼。仔细检查之后发现，第一次之所以地面没有信号，是因为英国飞行员搞错了坐标。所以第四次，飞机起飞之后他立刻去找飞行员核对坐标，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伞降地点竟然不是飞行员们所在的Pranjane，而是铁托游击队的地盘。Musulin大声质问飞行员怎么回事，才知道目标地点是“英国上级”选定的。更让Musulin吃惊的是，他发现机舱角落里还默默坐着一个铁托游击队的战士……
然后是第六次空降，看起来一切正常，天气正常，飞行顺利，也没有搭载多余的人。就在跳伞指挥员给出信号，让他们出舱的时候，Musulin忽然感觉到不对，他仔细往下看，才发现飞机此刻紧邻着战场，透过舱门可以看到枪炮的火光，还有各种车辆的影子，隐隐还有重武器的巨响——英国人想把他们直接空投到激烈交火的战场附近！
返航之后，盛怒的Musulin小分队径直找到Vujnovich：要执行任务，我们需要美国人的飞机，美国人的机组，美国人来当跳伞指挥官！
终于，1944年8月2日夜晚，3日凌晨，Musulin带领的小分队成功降落在Pranjane附近。
行动
其实，就在Vujnovich和Musulin在努力推动营救计划的同时，被困在Pranjane的飞行员们也没有干等，他们一直在努力联系第十五航空队，希望获得救援。
能够联系司令部的唯一渠道是通过短波无线电台，以摩尔斯电码发电报。信息越详细，功率越大，被司令部收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们也清楚，这样做很危险。发电报的时间越长，电报功率越大，就越可能暴露他们的位置。不过，米哈伊洛维奇还是点头，同意他们使用无线电。
冒着巨大风险发出求救信号之后，美国小伙子们能做的就是在提心吊胆之余，焦急等待回复。但是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德国人没有来，回电也没有来。大家琢磨来琢磨去，猜到了原因：第十五航空队应当是收到了无线电，但他们无法判断这消息是不是真的，谁也不敢保证，这是不是德国人设下的圈套。
既然如此，只能想办法让总部相信，这的确是自己人发来的电报。但是如今已经不可能约定什么加密通讯办法，该怎么办呢？
一名飞行员Thomas Oliver想出了办法。在基地时，他和负责无线电收发的人走的很近，所以了解他们的工作。Oliver想到，可以设计出一套编码，尽管它是明文的，大家都看得到，但德国人看不懂，只有美国人能看懂。
要发字母A，就说“意大利Lecce的军官俱乐部的酒保的出生地的第三个字母”；要说字母B，就说“Brindisi的情报官员名字的第四个字母”…… 这样会让电报的长度大大增加，不过德国人即便侦听到了，也无从知晓具体的含义。但是，盟军收听到之后，可能同样无从判断真实的意思。所以，还应当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来表明身份。
于是最后，求救信息就非常精简了（这里省略了“用一句话描述一个字母”的部分）：Mudcat driver to CO APO520……Shoot us workhorses。
Oliver曾经在一架昵称Fighting Mudcat的轰炸机上担任领航员，CO APO520则是第十五航空队下达过的任务指令。Workhorse是美国空军对C-47运输机的昵称。
这封电报当真被盟军无线电收发员看到了，尽管他觉得意思很奇怪，完全无法理解，踌躇了半天之后，还是把电报交给了第十五航空队司令部。在那里，一名情报官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了几个小时，终于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还有细节让他困惑，他只能猜测，这些信息与第459轰炸机中队有关。于是他带上这份电报前往459轰炸机中队，找到中队长Christi少校。Christi虽然一头雾水，但对此也相当有兴趣。两个人对坐讨论了很久，Christi灵光闪现——这是Oliver的机组发来的消息。“老天，赶紧去营救这些家伙吧！”
在Pranjane，苦苦等待的美军飞行员终于听到了回音：“定于7月31日或之后第一个晴朗夜晚行动，做好准备”，这是一个让大家欣喜若狂的消息，终于联络上了！
不幸7月31日晚气象条件不好，所有人只能继续等待。8月2日晚天气终于好起来，焦急等待的大家听得到天空中隐隐传来引擎轰鸣，他们仔细听了会儿，迅速点亮火光作为接应信号。
在天上，“全部是美国人”的任务小组也看到了火光，确认这就是要跳伞的地方。不过且慢，他们还要先把装满药品和衣物的柳条箱推下去——Musulin坚持要带上衣服，老百姓实在过得太惨了。
接上头之后的第二天，Musulin他们立即开始勘查着陆场。当地人告诉他们，四周唯一可供使用的是山坡上的一块平地，大概50米宽，640米（700码）长。Musulin知道，对于C-47运输机而言，700码是最短最短的起降距离了。而且这意味着不能顺风，机组不能有丝毫大意，载荷必须尽量轻……
总之，一切都必须做到极致，才可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完成起降。但是，已经没有其它选择了。
就这样，200名美军人员加上300名当地村民，不停歇地开始修建着陆场。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全靠人手，加上60辆牛车，把大块石头抬走，运来小块石头填平坑洼。期间，还要防止被德国飞机发现。一旦放哨的人大喊“德国飞机”，所有人必须立刻疏散到四周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六天之后，也就是8月8日，着陆场已经基本就绪。当务之急是尽快展开救援，每多一天，着陆场被德国飞机发现的机会就大一点，大家回家的希望也就小一点。Musulin下达了命令：“Jibilian，告诉Bari我们准备就绪，明晚开始营救行动。”
8月8日夜晚，几乎所有人都睡不着，都在期待第二天夜晚到来。白天更是难熬，但大家也只能在紧张中等待。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队德国“斯图卡”轰炸机飞了过来，新修的着陆场那么平整，很容易被发现。轰炸机的机枪可以扫射人群，炸弹可以破坏机场，让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出现了一群牛，来到着陆场上四处啃食青草。这简直是绝妙的伪装——山坡上的牛群，这景象在塞尔维亚再普通不过了。
8月9日晚，天空一片漆黑，但是能见度不错，正适合执行任务。按照之前的约定，本次任务一共派出6架C-47，每架飞机搭载12人，当晚一共撤出72人。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飞机终于出现了，尽管不是约定的6架而是4架，但这不要紧，它们的出现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互相发送闪光信号确认完之后，第一架C-47开始降低高度，准备着陆了。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飞机降落。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终于，起落架接地，然后是尖利的刹车声。飞机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距离跑道尽头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忽然引擎的声音不断加大，飞机开始加速，然后腾空而起。很显然，跑道太短了，不够飞机降落。
尽管飞机还没有离去，但大家的心里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再不甘心也必须承认，几个月来的努力成了徒劳，所有的期望都落空了。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另一架C-47降低了高度，看来是准备降落了。瞬间，所有人燃起了希望。第二架飞机的飞行员看来技术更高超一些，他早早接地，就在快到跑道尽头时，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可以想到，迎接他的是所有人的欢呼声。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飞机陆续着陆——没错，第一次着陆失败的那架C-47也成功了。
这天晚上，受伤最重、最虚弱的48人登上飞机离开了。剩下的人都在为他们欢呼，对回家的渴望也无比强烈。尽管当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所有人都不愿意离开着陆区，仅仅望向意大利那边的天空，也已经让许多人满足了。
Musulin的小组也第一时间给总部发报：夜间营救实在太过危险，建议后续行动尽量改在白天——尽管这样非常危险，30公里之外就有一个德军基地，虽然此时德军已经每况愈下，但该基地仍然保留着少数战斗机，时刻可以威胁到营救行动。
第二天早上，兴奋了一夜的大家逐渐感到疲倦，他们逐渐明白了，期望归期望，营救总归要按照约定计划来，在这里干等是不会有结果的。
然而8点刚过，天空中又传来飞机的轰鸣。众人仔细观看，结果喜出望外，因为这次来的机队更加庞大：整整12架C-47运输机，还有1队P-38“闪电”战斗机和一队P-51“野马”战斗机护航。“野马”的机尾是鲜艳的红色，这正是那支鼎鼎的“红色机尾”编队（the Red Tails, Tuskegee Airmen，正式编号是332战斗机中队），全部由黑人飞行员组成的战斗机中队。
“红色机尾”涂装的P-51战斗机
“红色机尾”的飞行员们
P-38和P-51上下翻飞，四处扫射周围的德军基地，C-47鱼贯而入，悉数降落在简易机场，不紧不慢地装上144人，腾空而去。显然，对美军来说，营救已经变得轻车熟路了。
在这之后，在8月12日、15日、18日又组织了三次救援，一共撤出了248人。每一次撤离都让人印象深刻，飞行员和当地人挥泪告别，登上飞机的飞行员们尽可能给当地人留下点东西——“祖国军和塞族人的衣服和鞋子太破了，许多人的鞋子都不合脚，所以我们一上飞机，就把鞋子脱下来扔出去”，除此之外，还有手枪。而塞族人实在太穷，他们能送出的只有毯子之类的手工制品。
米哈伊洛维奇曾经问Musulin，能不能把两个受重伤的祖国军战士送去意大利接受治疗。Musulin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然而，他们刚下飞机就被铁托的游击队战士指认出来，提出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最后大家各退了一步，Musulin没有上法庭，但以后再也不能参与营救，同样身为塞族后裔的OSS特工Nick Lalich成为他的继任者。
同样是面对米哈伊洛维奇的请求，Lalich得到的命令是：继续执行营救计划，但不能对塞族人做任何承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营救行动仍然在断断续续进行。Jibilian回忆说：“因为天气不好，我们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营救。不过说实话，这并不是原因。” 就在这段时间，第十五航空队尽力为祖国军战士和塞族人运来了补给，甚至运来了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帮助当地人治疗。
据统计，到1944年底Operation Halyard结束时止，一共有502人获救，其中417人来自祖国军控制的地盘，其中343人为美国人。回过头看，整个营救行动堪称大获成功。
后续
2年后，铁托正式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遭到逮捕，并以“通敌”罪名被处死刑。尽管当年获救的美军飞行员进行了抗议，美国政府仍然选择了冷处理。1948年，美国政府为米哈伊洛维奇颁发了功勋勋章（Legion of Merit）。
杜鲁门总统颁发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功勋勋章
2004年，塞尔维亚政府为这次撤离行动举行了60周年纪念仪式，两名当年撤离的老兵Clare Musgrove和Bob Wilson到场参加。第二年，功勋勋章被正式颁发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女儿Gordana Mihailovich。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纪念仪式上为米哈伊洛维奇献花环
如今在Pranjane附近的米哈伊洛维奇雕像
2010年，95岁的Vujnovich被授予青铜星章，赞扬其在Operation Halyard中的非凡表现。2年后，Vujnovich去世。
感想
最后谈两点自己的感想吧。
第一，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超想象，要真正做事就要戒除天真，有坚强的意志。
尽管美军打算营救，尽管英军和美军并肩作战，但真正需要去营救的时候，英国情报机构还是有各种不配合甚至主动制造麻烦的表现。甚至，丘吉尔会直接找到罗斯福，过问行动的细节，表达他的意见。
真实世界一定是细粒度的，复杂的。不可能因为英美是盟军，合作就亲密无间、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因为丘吉尔坚定反对法西斯，营救行动在他那里就一路绿灯。
许多人都记得，鲁迅先生有著名的“横站”说。那意思是说，前方有敌人，身后人也不能完全信任，只能无奈“横站”。
但是，“横站”或许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遇到。你认定的“敌人”不可能100%跟你作对，“朋友”也不可能100%跟你配合。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如果只奉行简单两分法，无论敌意过强还是对“自己人”要求太苛刻，都不容易取得协力，反而容易被孤立。说到底，许多问题只能在不过分强调敌意、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解决。
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坚强的意志。以我所见和个人亲身经历，许多事之所以没做成，缺乏的不是智慧和能力，而是意志力——时刻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过多树立敌人，也不过度受制于盟友。
第二，战争和暴力有自己的规则，是难以讲清楚道理的。
同样在南斯拉夫，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都领导着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力量，都付出了牺牲。最终结果是铁托成了领袖，米哈伊洛维奇被处决。两人都可以算“爱国者”，但又都不是完人。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答案，因为支配战争的是暴力的逻辑，与“讲道理”并不重叠。
之前在《 游布拉格，重温捷克历史的高光时刻》里讲过，二战时期，捷克勇士们刺杀了纳粹头目海德里希之后，在布拉格隐藏起来。德国人为了报复，对捷克的村庄进行了好几起大屠杀。那么，勇士们应当不应当“自首”，挽回村民的生命？
这个问题我和朋友专门讨论过，最终的意见是：和平年代才有讨论这种问题的奢侈，战争时期、暴力逻辑不可讲这么多道理。
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似乎对暴力有特别的爱好，遇到纷争特别喜欢借助暴力。但是他们似乎没想过，暴力完全是另一套逻辑，一旦使出往往就不受道德和文明的约束。谁能保证结果一定符合预期？谁能保证暴力一定不会伤及无辜？谁能保证自己不会被暴力反噬？
恐怕，谁都不能做这样的保证。既然如此，普通人还是尽量不要崇拜暴力的好。
参考资料
《战争史》，约翰·基根著
The Forgotten 500 by Gregory A. Freeman
Stalin's Englishman by Andrew Low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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