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电影里会出现“子弹时间”。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比如子弹飞来），时间似乎凝固了，主人公会看到很多、想到很多，也能做到很多。你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我相信，因为我经历过。
那是十多年前的初春，周末我们开车去山里玩。虽然太阳不见出现，积雪却已经融化，万物仿佛要冲破最后的封印，立刻就能涌现勃勃生机。
一不留神，我拐进一个手肘弯。没有料到的是，因为这个弯正在山窝窝里，阳光照射不到，所以路面竟然仍然结冰。车轮压上去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不好：轮胎打滑，然后汽车失控了。方向盘控制的不再是车头的方向，而是车尾的摆动：往左打方向，车尾向右摆，再往右打方向，车尾立刻向左摆……
怎么办？
公路是在山脚下挖出来的，右侧是垂直的山体，左侧是一条小河。眼见汽车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就要失控翻出路面了。是撞向山体，还是翻下河沟？
神奇的感觉就在这一瞬间出现了。就像电影里一样，从小到大我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历，一一浮现在我眼前，栩栩如生，许久没见过甚至已经离世的人，纷纷在我面前出现，有些竟然还可以交谈。
然后，“轰”地一声，只感觉天地一片空白，毫无知觉了。等恢复过来，才发现我刚刚竟然下意识向右狠打了一把方向，汽车撞在山上，幸亏系了安全带，人还没事，只是眼镜飞出去老远，撞得变了形。
从此，我就知道了电影里的“子弹时间”不是夸张，而是人的真实反应。我细细回忆那短短的几秒钟，除了思维极快之外，其实也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因为自己能意识到那感觉如同海市蜃楼一般不真实，也就意识到这是在向生命告别了。
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应该很能想象和理解海难、空难遇难者的最后的绝望。从这个角度来说，追问“事故发生之前，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其实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它浓缩了一生的意义。因为浓缩，才显得凝重；因为凝重，才尤其需要认真对待。
二
飞机我乘得不算多，最早也相当担心，毕竟空难的报道让人印象太深刻了。不过乘得多了，也就慢慢心安理得接受了“飞机最安全”的说法，毕竟，“这是科学”。
我不能忘记的是一次乘飞机去越南，在河内机场，起落架已经放下，透过舷窗都可以清楚看到红土地上的小草了。然而飞机又加速，继而呼啸而起，以高高的仰角一直飞到三千多米的高空。
我不记得爬升到三千多米需要多久，只记得所有人都非常紧张，空姐也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系好了安全带，虽然在努力安慰我们，但其实看得出来，她自己一点也不轻松。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白人大妈，五十多岁年纪，本来有说有笑，等着安全落地。从飞机猛加速开始，她的脸色就变得苍白，死死抓住座椅两侧的扶手，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经历“子弹时间”，但我能肯定，她一定想到了很多很多。我只能安慰她说：“别想太多，飞行员肯定比我们有经验，重新飞起来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她似乎放松了一点，开始死死抓住我的手。
其实，我当时也想了很多：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家里还有很多人牵挂我，也有很多我牵挂的人；我还做过很多不对的事情，我应该还有机会去表达歉意，抚慰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畏惧死亡是人类的普遍感情，遇险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反应，但有些平凡的人就是可以坦然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关键时刻父母为自己深爱的子女去牺牲，那也是一种本能。
三
我刚到德国不久，正赶上新冠疫情刚刚爆发，全世界都在关注武汉，关注湖北。继而网上出现各种消息，提醒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注意人生安全，提防不友好的行为。
那天正巧我家小朋友在和邻居家的小女孩一起玩。过了会儿，她父母也出现了，看孩子们一起玩得那么开心，我们也开始攀谈起来。
聊了几句，小女孩的妈妈似乎忽然想到一件事，瞬间表情严肃了几分，她问我：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我的心头一紧，莫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要对我们提防三分，或者从安全考虑要叫自己的女儿回家？如果真的是那样，我该如何跟自己家的小朋友解释这一切呢？……
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内，似乎有一个庞大的逻辑矩阵需要我去考虑，而这明显超出了我的运算能力。我只能硬着头皮，故作淡定地回答，“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有什么问题吗？”
“噢，看新闻说中国爆发了一种新的病毒，许多人感染了，状况很严重。那么，你们的家人都好吗？”
如果要解释“如释重负”，再也找不到比我当时的心情更好的例子了。不但完全卸去了负担，反而多了几分意外的感动。
事后我每次回忆起这事，总是为自己之前的思维惯性感到惭愧。细细想来，在我小的时候，别人家遇上意外，长辈最关心的同样也是“你家里人都好吗？”，原来它是跨越文明的关心。然而，即便有这种言传身教，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似乎又习惯了在这之前插队很多其它因素：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跟我是不是一个阵营的，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阴谋……
我当然知道，从理性考虑，阴谋论是无法用逻辑反驳的，因为对方永远可以引入新的变量，新的阴谋让你疲于奔命、无所适从。然而，“你们的家人都好吗”，这么一句简单的问候，似乎不需要理性，也不需要逻辑，就能轻松打败所有阴谋论，因为在它面前，阴谋论显得那么猥琐和卑劣。
所以，要想摆脱卑劣和猥琐的气息，其实也很简单。对遭遇不幸的人，时常回到普通人的层面，记得问问“你们都好吗？你们的家人都好吗？”，收获绝对远远超过大谈阴谋论带来的虚妄的满足感。
四
这些天天气暖和了，下午幼儿园放学，小朋友们还很乐意在外面的小游乐场玩上一会儿。
德国许多居民区里都有这样的小游乐场，说是“游乐场”，其实也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一张滑滑梯，一间小木头屋子，一组“堂吉诃德”木雕，几块草坪，外加几棵可以爬的树。总的来说，只比我小时候可以疯玩的操场多了点设施而已。
忽然，那个叫Rayen的小孩嚎啕大哭起来。Rayen在德国出生，大眼睛白皮肤，很帅气，他父母都是叙利亚难民，他母亲总是戴着漂亮的头巾，很文静很腼腆的样子。
走过去，Rayen的母亲已经在安慰他了。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没事没事，我什么也没看到，小孩子在一起玩，难免的。”
我又问自己家的小朋友，他一脸委屈：我刚从楼梯爬上来，Rayen跟在我后面，我一不小心，脚碰到他的脑袋了，他就哭了。
我正要带他去找Rayen，才发现他妈妈已经把他领到一边去安慰了，并且一个劲跟我摆手，示意我“无所谓”。
然而大人的“无所谓”并不能直接变成孩子的“无所谓”，止住眼泪的Rayen猛跑过来，把我家小朋友推倒在地。虽然摔得并不重，但他还是委屈地哭了，眼泪婆娑地看着我，我知道，那是希望我给他“主持正义”。
在小孩子面前该怎么“主持正义”？这看起来不像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在德国我还算比较有经验。因为之前有一次陪朋友的小孩玩，小孩很调皮，我很无奈，继而被朋友说了：“我家小孩做得不对的时候，请您一定要直接跟他说‘Hey, Stop’。记住，一定要直接，要严肃，让他知道这事不对，以后不能做。”
直接跟自己的孩子说Stop，大概每个家长都能做到。但是直接跟对方孩子说Stop，并且不留情面指出错误，估计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做到，不过如果有对方家长的坦诚邀请，底气就足多了。
于是我把两个小孩叫到一起，正经跟他们说：“你们俩是同学，是朋友，一起玩没问题，但不管发生什么，踢人、推人都是不对的。你打他不对，他打你也不对”。
我没想到的是，Rayen的妈妈也连声附和，告诉Rayen要认真听，这打消了我内心最后的一点担心。
于是我让自己家的小朋友跟Rayen道歉，没想到一开口就碰了钉子，“我做的不对，但他也做的不对。哼，他不跟我道歉，我就不会跟他道歉”。
火上浇油的是，Rayen也坚决拒绝道歉。
我只能把自己家的小朋友拉到一边。
“做了错事要道歉，这是对的吗？”
“是对的。”
“所以你之前踢到Rayen了，你应该给他道歉，对吗？”
“对，但是他也应该给我道歉，他也不能做不对的事情。”
“你记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做对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强迫别人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想要做好人，好人应该做对的事情。你道歉完，就还是好人，还可以放心去玩。”
他想了想，点了点头，于是不情愿地，怯生生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虽然没有等来Rayen的“对不起”，但收获了Rayen妈妈竖起的大拇指。
第二天，Rayen没有来。
第三天，Rayen来了。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小朋友告诉我：“今天Rayen来幼儿园就跟我说了‘对不起’，然后我们又一起玩了。”
我笑眯眯告诉他：“你看你先道歉了，你这两天玩得多开心，一点不用想这件事。Rayen呢，他肯定在家里被妈妈一直说，今天来跟你道歉了，才可以开心玩。所以，做对的事情，一定要趁早。”
“好，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他的回答是不是敷衍，但我发现，他和Rayen的关系确实比以前更好了。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