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完了杨奎松先生所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让人感慨良多。

杨奎松先生这本书，详细考察的是1949年前后，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遭遇。今天的读者大概不熟悉这几个名字了，但是在当年，张、王、潘无一不是社会上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主动选择留在大陆陪伴新政权，无一不是落得凄惨下场。

  • 张东荪，民盟的著名成员和骨干分子，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功劳，结果费尽心力屡次检讨，最终还落得“叛国”的下场；

  • 王芸生，民国著名报纸《大公报》创始人张季鸾的继任，却不得不亲手阉割《大公报》，生生把一张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力巨大的报纸变成了工商主题的报纸，最终葬送；

  • 潘光旦，清华的教务长，堪称中国社会学和优生学的先驱，在“反右”中和“罗隆基小集团”扯上关系，成为“费孝通反党活动”的发明人。

关于杨奎松先生的著述，网络上已经有不少批评，认为史料整理存在错漏，分析人物的功力也不如高华（要论“体谅”read one's mind，高华先生确实很牛）。这些批评当然都有道理，不过读完杨先生的书，我觉得有意思的他提出的问题倒是相当有意思：那些真诚热心相信、追随新政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竟然表现出颠覆的是非观，在一遍遍的反省和检讨中默默了接受命运的安排。

一种经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本性就是软弱的。我觉得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分明见证过他们直面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勇气和魄力。还有一种经典的解释来自胡适的话：自由在某党那里是多与少的问题，在某党那里就是有与无的问题了。既然已经穿透了底线，当然不能苛求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勇气来直面更恶劣的环境。我觉得这也不是事实，仔细看那些检讨的过程和文本，你看到的并不只有屈辱隐忍、委曲求全，许多表达分明是异常真诚的，这就是“是非观的颠覆”，他们虔诚地相信新政权作为的正当性，反而自我挣扎于“暂时不能理解，跟不上形势”。

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宽，就会发现这种“怪异”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在海峡这边。

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台湾，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惨遭不公正待遇。遗憾的是胡适先生现在反倒没了对国民党政权争权力的勇气，不但一再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且斥责被迫辞职的吴国桢形容“台湾是警察国家”的言论为“污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对蒋介石公然违反宪法连任总统的做法，胡适先生没有道义上的谴责，反而出席了第三届“国大”，并让蒋有机会查抄《自由中国》杂志社，在军事法庭上直接判处雷震等知识分子10年徒刑……如此种种难免让人怀疑，这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个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喊出“自由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造起来”的胡适吗？

他们很多人没有留下回忆录，无从探究他们真实的心路历程（实际上很多回忆录也是相当不可靠的）。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看他们共同的经历。

李泽厚曾说，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中断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近代中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所以知识分子那么迫切地要寻找出路，那么急于求成地希望中国走上富强民主的道路。十月革命成功了，于是一拨人觉得社会主义是出路。法西斯主义兴起了，于是一拨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前途…… 然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最终胜出的乃是铁血搏杀的综合结果，而不是理性思辨的简单选择。

马克思有云，武器的批判当然胜过批判的武器。顺理成章的，在强大有力的“武器的批判”面前，文弱书生“批判的武器”纷纷缴枪投降。这种投降不只是表面的认输，不少甚至深入了人的内心，这边厢认为自己确实需要“改造和重塑世界观”，那边厢认为“忍让比自由更重要”。结果，在备受欺凌的历史面前，在“武器的批判”带来的剧变面前，在双方政权的强烈对比面前，知识分子的变化并再是“软弱”，而是动摇甚至放弃了原有的是非观，把希望或多或少地寄托在了现世的个人和党派身上（这其实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越没有文化的人往往越崇拜和迷恋现世的个人和党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跟着xx走就对了”的表达）。无论是海峡哪边的知识分子，体谅他们经历的大风大浪，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种种言行。

如果我们再把视界放宽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不能正确认识现世的力量，反而意图依附其上的做法，其实古已有之。十来年前《纽约时报》曾经有篇书评《叙拉古的诱惑》，讲的是柏拉图意图借助现世力量实践自己“哲人王”理想的荒谬遭遇，我印象尤其深刻。

公元前387年，约40岁的柏拉图接过了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抛出的橄榄枝，赶赴遥远的小城叙拉古，意图通过僭主实现自己“至真至善”的国家理念。

但是柏拉图没有想到，在僭主面前显然并不能像学术讨论那样口无遮拦，大肆谈论僭主政体的弊端。不识趣的结果是触怒了君主的王者威权，只能落魄离开。

狄奥尼修斯一世死后，他的姐夫狄翁告诉柏拉图，现在是其子狄奥尼修斯二世执政当权。狄翁是狄奥尼修斯二世的朋友，也是当今叙拉古的首席大臣。狄翁认为狄奥尼修斯二世乐于接受哲学，也迫切需要指导，而此类的教育非柏拉图而不能为。狄翁恳请柏拉图来叙拉古对狄奥尼修斯二世实行“哲学家－政治家”的教养，将他培养成“哲人王”。

这一次远赴叙拉古的结果仍然是徒劳而无功，狄奥尼修斯二世听信起了小人的谣言，怀疑狄翁实是篡位叛臣，柏氏无非诡辩说客。于是狄翁被流放于异地，柏拉图只是凭借突如其来的叙拉古内战侥幸逃脱。

公元前361年，已是白发苍苍的柏拉图再次前往叙拉古。我们不知道他抱着怎样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这时的狄奥尼修斯二世更加傲慢无礼，也更加“优待”柏拉图。据说，柏拉图最后是被卖为奴隶，在一个肮脏的港口，被他的学生斐多以区区几个金币所赎。狄翁则在柏拉图走后3年掀起战乱，夺下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王位。再过3年，狄翁被人谋杀，僭主重回宝座，最后狄奥尼修斯二世还是被母邦哥林斯放逐。

联系到柏拉图的遭遇，我们能看到什么？世界上许多实际的问题原本就是复杂的，完全不能以（至少是“台面上”的）逻辑和道理来分析。知识分子习惯的理性思考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根本无法应对。在这种巨大的冲突和反差面前，许多人或者紊乱甚至推翻了内心坚守的坐标，或者心甘情愿地拜倒在现世的力量之下，或者幻想驾驭现世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设想。由此产生许多荒谬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似乎没有标准的答案。在我看来，对自己负责的人绝对应当不断提炼、修正自己的是非观，但也需要明白，不是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有统一、绝对的是非观来衡量。所以很多事情不能过分纠结于简单的“是非”，甚至要认识到根本就没有简单的“是非”可言，所以不应当以现世的结果修正自己的是非观。对于自己坚守的价值，总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思考和信心，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结，避免出现各种荒谬的结果。

P.S. 其实这个道理不只适用于知识分子。前段时间有搞IT的朋友向我咨询换工作的事情，听完他满怀希望的打算，我仿佛看到了踌躇满志远赴叙拉姑的柏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