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总是会有想不到的焦点。比如 上一篇文章《关于种族问题，摊点亲身经历》，没想到的是，最后提到的两道中学生的家庭作业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还有不少人想知道我的观点。所以，恭敬不如从命罢。
这两个题目复述如下：
第一，我国素来重视保护人权，但最近因为疫情全国实行了禁足令，这其实是侵犯人权的。请问你如何看待二者的冲突，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禁足让大家发现，超市收银员、加油站工作人员、保洁人员等等平时不受重视、收入偏低的群体，反而成了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那么，我们应当不应当提高他们的收入？
在我看来，从小训练讨论这种问题，一定是非常有益的。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社会的文明程度，但是有一项应当是绝大多数人都有共识的，那就是“发生意见分歧时到底动口还是动手？文明社会解决分歧、达成共识的方式，应当更多依靠讨论，而不是暴力”。
我知道不少人都信奉“丛林法则”，认为世界上没什么信义公理，完全看谁的拳头大、腰杆硬。但是用常识思考也可以知道，“丛林法则”并非普世真理。
从小的方面说，朋友、同事、亲人、同学、邻居等等，如果大家都靠拳头说话，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用实力较劲，那社会一定乱套了，谁都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从大的方面说，哪怕是“弱国无外交”，历史仍然记住了不少卓越的外交家，无论他们的处境如何艰难，他们的表达仍然可以被其他人听懂、理解，赢得尊重。哪怕实力远远逊于对方，仍然有可能尽可能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郭嵩焘、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所以“能说会道”并不是缺陷，当然“能说会道”也不是花言巧语夸夸其谈。面对问题，能清楚整理自己的思维，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纠结于“唯一正确答案”，往往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容易达成协作。当然，这种能力需要从小训练。
回到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区分观点和事实。“国家保护人权”和“禁足令侵犯人权”都是事实，事实是不容否定的。问题也不针对这两点事实，而是询问学生的观点。
请一定注意不要过度联想，这道题目的目的是引发讨论，不是让学生去想方设法去否认“禁足令侵犯了人权”，也不是让学生主张“国家不该保护人权”。我猜，它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认知，“保护人权”是个复杂的话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在我看来，“保护人权”是一种抽象价值。所有的抽象价值，哪怕它看起来再闪亮，落地的时候也一定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实生活中“不保护人权”的现象其实很普遍，理由也各有差异，比如有文化的理由（“不同文化对人权的理解不同”）、政治的理由（“过度放纵言论会引起社会分崩离析”）、经济的理由（“经济发展不到位，人民素质不够高”）等等。不过，这次禁足令的原因，却和传统的理由都不一样，它并非来自文化、政治、经济，而更多来自科学和卫生的考虑。
基于文化、政治、经济的理由限制人权，限制者和被限制者的利益分野常常是相当明确的，限制个人权利的对象经常都是强力机构或者抽象概念。但是基于科学和卫生的考虑限制人权，限制者和被限制者似乎合为一体的，而且这种混合相当直接：“限制你的人权，是为了更好保护我的人权；限制我的人权，是为了更好保护我周围人的人权”。
那么这种矛盾给我们什么启示？在我看来，以前大家要解放人性、争取人权，要对抗的是统治者，是强势的一方，二元对立是相当明显的；而今天大家显然不是在二元，而是相当复杂多元的环境下来谈论人权，许多时候不再有一个传统的、公认的敌人，冲突源于普通人、普通权利的碰撞。
在已经足够自由，个人权利已经得到极大伸张的情况下，如何设定一种机制，避免普通人权利之间不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同时最大程度保持普通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重要问题。
再说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不同，它不是讨论“如何看待”，而是“该不该”，也就是说，讨论者不是“作壁上观”，而是“亲自下场”。既然要下场，就必须露两手，不能那么“轻飘飘”。
据我看到的许多留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明显更实际——多发钱当然是好事，但必须事出有因，不能对其他群体不公平。而且，给他们增加的收入从哪里来？收入到底由政府决定还是市场决定？……
看起来大多数人都同意，基于人道的原则，应当提升超市收银员、加油站工作人员、保洁人员的收入。在价值观上大家基本一致，问题只在于如何执行它。
我的观点是，大部分职业的收入应当由市场决定，而且直接发钱确实不是什么好办法，容易引发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市场规律不是万能灵药，政府也不是市场的附庸，政府有许多办法可以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不用直接发钱，也可以达到“提高收入”的目的。
6月初，德国宣布增值税的一般税率从19%降低到16%（低一档的税率也从7%降低到5%），一直持续到年底。预计，仅此一项，总共可以减免200亿欧元的税收。不过，这一政策并不会造成商品价格下降，相反，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仍然保持不变。政府的意图是提升企业的收入，企业收入保住了，员工收入就能保住，员工收入保住了，社会就可以保持稳定，需求就不会受影响。
如此说来，如果提升超市收银员、加油站工作人员、保洁人员的收入，也可以照章办理，在特定时间减免特定工种的税收即可。
那么，会不会有许多人钻空子，虚报信息，冒领福利？
可以肯定，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但也不能因此因噎废食，而需要在制定政策时多动脑筋，减少漏洞。
最近疫情期间，我详细观察了德国政府的一项专门的福利，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这项福利的名字叫Kurzarbeit，意思是“缩短工时补贴”，是德国的传统政策之一。它专门用来解决企业因为不可抗力遇到的经营困难，由政府向企业补贴员工工资，尽量避免企业裁员。
按一般理解这就是“政府给企业发钱，是福利”，正常的反应就是“不要白不要”。但是我仔细阅读Kurzarbeit的规定，发现非常详细。简单说，它并不只是政府派发福利这么简单，还伴随有一系列细致规定，比如企业的资质、企业的义务、违规的惩罚等等，细致到了前一年没休完的年假怎么算，此时裁员应当完成哪些步骤，员工养老金如何结算等等。
看完这长长的规定我不得不感叹：如此详细的规定，几乎断绝了普通人能想到的作假可能，甚至企业没有想到的许多问题都有规定。要享受这项福利大概只能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确实符合标准，严格照章操作”。
所以我的感受是，社会治理是个大问题，不是看几本书，写几篇文章能解决的，它需要不断遇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在持续的积累中提升治理水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果不敢暴露问题，不敢直面问题，不能详细讨论，或者每次遇到问题就心血来潮另起炉灶搞一通，那么时间再长估计还只能原地踏步。
当然我也知道，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观点，换句话说，许多人似乎只是喜欢下结论，并不喜欢讨论。
之前 我聊过《我不是药神》，尝试问一问“有没有办法让商家少赚一点，多救几个人？”，就有许多人“斩钉截铁”地指出：这样就会破坏专利制度，就会导致没有人研发新药。我也聊过德国人做事计划性比较强，没有谋划好就不会行动，也有许多人“斩钉截铁”地指出：这种方式必然不适合中国，面对快节奏变化的世界，总想着做计划只会耽误自己。
我一直很困惑，世界上的诸般问题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么水火不容的两种选择，留给我们漫山遍野的无奈：药厂的高额利润当真一分一毫也不能动？快节奏变化的世界里真的连一天、一周、一个月的计划都不能做？还是我们被简单粗暴的思维蒙蔽了双眼，不相信也不愿意去探索更好的可能？
最近看到一位老师也有这样的困惑：去扶贫的时候，如果只容许捐钱，那么这笔钱被挪用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一味强调规范而不给实惠，又会引起反感。那么能不能在捐钱的时候也制定规则，保证专款专用呢？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捐钱”和“监督”就是水火不容的呢？
在多年的实践之后，他发现这是个伪问题。之所以“捐钱”和“监督”水火不容，只是因为机制考虑不完善，设计不健全而已。如何考虑完善，健全设计，这当然离不开反复的、高质量的讨论，但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永远有更好的可能存在，讨论和思考就是通往更好可能的途径。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种说法：时代永远在同时叩击千万张门，而我们只能站在某一张门里，这张门之后的风景就是我们的命运。这或许是命运无奈的真实写照，但是我想，只满足于站在自己这张门背后，欣欣然相信“世界就是这样”，绝不愿意去了解和想象其它门背后的风景，也不愿意跟其他邻居聊聊，这样的命运，似乎多少有点无趣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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