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听说过“德累斯顿大轰炸”。
1945年2月13日到15日夜间，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战略轰炸机连续三天出动，把德累斯顿，这座号称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也造成了重大的平民伤亡。
1945年，二战已经进入结尾阶段，纳粹德国明显在垂死挣扎。在这时候，连续出动巨大的轰炸机编队，把一座几乎没有武装防空力量的历史城市彻底摧毁，到底是为什么？
公开的理由是“为协助苏联红军的进攻，为防止德军的调动”。2月4日，“三巨头”刚刚碰头，召开了雅尔塔会议，确定了战争结束之后的世界秩序和利益分配方针。更早的时候，苏联已经与盟军多次商讨了苏联红军逼近德国边境时，盟军应当如何通过轰炸进行配合的问题——记住这是1945年，冷战还有2年才正式爆发，当时的“反法西斯力量”仍然在通力协作。
据侦察显示，德累斯顿虽然没有多少防空力量，但其调车场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不摧毁它，无论盟军对柏林或莱比锡进行怎样的轰炸，纳粹都可以通过铁路迅速调运物资、恢复力量。所以，盟军确定要对德累斯顿发起轰炸。
轰炸的安排也颇费苦心。第一波先用高爆弹掀掉屋顶，造成贯穿结构，方便空气流通；然后用燃烧弹点燃一切可以燃烧的物质，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最后再来一波高爆弹，阻止消防员救火。
这样的安排，可以在地面上制造中心温度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的“火焰风暴”，在火场上空形成炽热的上升气流，地面四周的冷空气则被源源不断吸收到火场中来，把人员和物资一同带入，以期取得最大的杀伤效果。
参与轰炸的英军和美军各有分工。美军的轰炸在白天进行，主要以调车场为目标，英军的轰炸则在夜间进行，并没有精确的轰炸目标，而是以摧毁整个城市为目的（实际上，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根本不可能在夜间进行精确瞄准，但英军仍然坚持在夜间轰炸），因此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连续三天的轰炸摧毁了整个德累斯顿（并不仅有调车场），由此造成的巨大平民伤亡，之后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议。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前亲自批准了这次轰炸行动，却在轰炸完成之后的备忘录里划清界限：
在我看来质疑德国城市轰炸的时刻业已到来。虽然有其他诸多借口，但对单单出于增加恐怖的目的进行的轰炸应当再评价。另外我们应开始控制那片被彻底摧毁的土地……德累斯顿大轰炸留下对盟国轰炸行径的严肃质疑。我主张此后我们必须更严格地考虑我们自己而不是敌人的利益来研究军事目标。
即便这份备忘录引起了英国军方的抵制，在修正之后的备忘录里，丘吉尔也没有明确肯定这次轰炸：
在我看来质疑的时刻已经来临。所谓的对德国诸城施行的‘区域轰炸’应当从我们自身利益来进行评论。如果我们开始控制那片被彻底摧毁的土地，我们和盟军都将遭受严重的膳宿短缺……我们必须看出，从长远而言，我们的进攻更多是伤及自身而非敌人。
今天，英国许多资料里都有这么一个辨析题：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到底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丘吉尔，他到底是英雄，还是恶棍？
决定轰炸德累斯顿的丘吉尔，是英雄，还是恶棍？
轰炸既然是英国人主导的，他们的态度为何如此前后矛盾？轰炸也有美军的参与，为何美军似乎没有牵扯到争议当中来？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参加轰炸的英军，来自“英国皇家空军”，而参加轰炸的美军，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当时“美国空军”还没有独立出来。看起来，应该是英军比美军更专业。但是在轰炸的问题上，现实却恰恰相反。
“美国陆军航空队”，虽然名为“美国陆军”，但从诞生的初期，他们就自命不凡，相信（未来的）空军有自己独特的使命。
按照《轰炸机黑手党（The Bomber Mafia）》作者Malcom Gladwell的描述，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气质，从其各自的学院建筑风格就可以看出来。西点军校体现了陆军的气质：朴素、坚韧、可靠，以效忠国家为基本。安那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则表明了海军高贵、独立的品质，以及心怀世界的决心。空军学院与两者截然不同，它更在意与这两者的区别，它对传统毫无兴趣，却敞开胸怀拥抱未来。
西点军校，陆军的地盘
海军学院
空军学院的标志性建筑，教堂，彰显面向未来的强烈追求
换句话说，在创立之初，空军（尽管当时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先驱们就相信，飞机一定会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这种重要角色具体是什么。
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1936年，匹茨堡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遭灾的一家工厂属于Hamilton Standard公司。看起来，这不过是遭灾的若干家工厂中之一，它生产的产品也毫不稀奇，无非是弹簧而已。然而，全美的飞机制造却因此停摆。
因为当时的飞机全部使用螺旋桨，更准确地说，是可变螺距螺旋桨（Variable Pitch Propeller）。所谓“可变螺距”，可以粗略理解为，螺旋桨叶相对旋转轴的偏转角度能够变化。这样就可以在不改变螺旋桨转速的情况下调整输出功率，也可以保证在不同转速的情况下都能输出需要的功率。
如果螺距可变，那么不必频繁改变发动机的转速，就可以适配飞机的各种工况，大大降低了飞机的复杂度，降低了油耗，提升了性能，所以可变螺距螺旋桨对飞机来说必不可少。Hamilton Standard公司的这家工厂生产的弹簧，恰恰是可变螺距螺旋桨必备的，整个美国也只有这家工厂能够生产。一旦工厂停工，螺旋桨就无法制造，对应的，飞机生产线也要停摆。
螺旋桨飞机的螺旋桨细节，螺距可以随时调整
同一架飞机的不同螺距照片
对于美国空军的先驱们，也就是“轰炸机黑手党”来说，这场水灾给飞机生产造成的影响还是其次，对作战理念的启发却更有价值：不同于传统的大规模作战，在未来，如果能出动轰炸机，准确打击敌国的重要生产部门，就有可能瘫痪对方的后勤，摧毁其战斗力乃至战斗意志。如此一来，战争就进入了一种全新“费效比更高”的形态，更关键的是，军人乃至平民的伤亡都会因此大大降低。
美军的这种理念也确实有实力支撑。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军方斥巨资研制成功了“诺顿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这是一种极为精密的机械设备，号称能从7000米高空把炸弹“扔到地面上的腌黄瓜桶里”。有了它，美军有充分的信心去执行精确轰炸任务，摧毁纳粹的战争潜力了。
位于波音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头部的“诺顿”瞄准器
1943年8月17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发起了著名的“双重打击”任务。任务的核心是要轰炸位于德国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实际上这个名字没有，schwein在德语中表示“猪”，furt的意思是“浅滩”）的滚珠轴承厂，摧毁纳粹的战争机器。为了保证任务的成功，减轻德国空军的威胁，美军还“拉郎配”了一个目标，即位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工厂。所以，这项任务又名“雷根斯堡-施韦因富特行动（Regensburg-Schweinfurt-Mission）”。
地图上的雷根斯堡和施韦因富特
美军的作战计划是，先袭击雷根斯堡，等前来迎击的德军飞机油料弹药耗尽，需要返回地面补充时，另一个轰炸机群开始对施韦因富特的轰炸。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本来是让德军疲于奔命，难以兼顾，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天英国的机场大雾弥漫，起飞时间一推再推。更要命的是两个轰炸机群的配合完全被打乱，原计划在袭击雷根斯堡的轰炸机群起飞之后十分钟放飞袭击施韦因富特的轰炸机群，结果两者之间间隔了两个多小时。这也意味着德国空军有足够的时间返回地面，从容补充油料和弹药，再次升空迎战。
最终结果不难预料，当天起飞的376架轰炸机有60架被击落，520名人员伤亡。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轰炸机部队元气大伤，几个月之内都无力再次组织大规模轰炸。
更糟糕的是，在所有轰炸机投下的接近两千余枚炸弹中，真正命中目标的只有八十枚左右。根据一位德国工人的回忆，尽管滚珠轴承厂的上层建筑都被摧毁，但重要的机器都完好无损，几个礼拜之内就可以完全恢复生产能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诺顿瞄准器虽然足够精确，使用却有着严苛的限制。轰炸机必须保持在六七千米的高空，没有云层干扰，必须完全保持水平飞行，必须保持航向稳定。在四周都是高射炮火和敌军战斗机的环境下，这些条件要如何满足？
为了准确投弹，投弹手还必须准确输入风向、风速、温度、地面曲率、地速（飞机相对地面的速度）等等数据。虽然投弹手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毕竟，他一个人决定了整架飞机的十来个机组人员冒着巨大危险执行一次任务的真正价值），但在轰炸机狭窄的机舱里，缺乏专业仪器的情况下，谁能严格保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还要记得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电子计算机尚未问世，投弹的精密计算都必须依赖模拟的方式。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数据不是通过公式运算，而是依赖弹珠、连杆、齿轮、皮带等等零件的机械配合。如果说在实验室里制造一台如此精密的仪器尚有可能，但成千上万的生产、装备，必然导致精度的损失。更不用说，温度、湿度的不同，会导致润滑油的黏度发生微妙的变化，也会影响瞄准器的精度。这是名副其实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即便有这些问题，诺顿瞄准器也堪称机械仪器、模拟运算的巅峰制作。据统计，美军为研制诺顿瞄准器一共花费了11亿美元，相当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总开销的2/3，或者所有12731架B-17“飞行堡垒”轰炸机总开销的1/4。
美军遇到了这么多困难，那么英军怎么解决呢？
其实，英军的手段简单粗暴，英军的主力轰炸机“兰开斯特”并没有装备“诺顿”瞄准器，不可能做到高精确轰炸，但是英军选择在夜间出击，也不太在乎精确瞄准。英军的目标很直接：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也摧毁德国的士气——某种程度上，英军是在报复之前德军对伦敦、考文垂等城市的野蛮轰炸。不过，英军的逻辑更像是自我说服的借口。
英军的主力轰炸机，阿芙罗“兰开斯特”
通过“无差别轰炸”摧毁对方的士气，尤其是重挫对方民众的情绪，已经被伦敦轰炸证明为不可行。在不列颠之战中，伦敦人很快就适应了纳粹空军的定时“光顾”，纵使有爆炸，有火灾，有伤亡，大家的抵抗意志反而更加高昂，充分证明这种轰炸是事与愿违的。
实际上，纵观二战期间对城市的大轰炸，绝大多数都没有起到摧毁士气、挫伤情绪的作用。纳粹对伦敦的轰炸是如此，日军对重庆、昆明的轰炸也是如此。如果阅读亲历者的回忆录，尽管空袭来临时大家非常紧张恐惧，但空袭过去，日子该怎么过还会怎么过，甚至根本“无所谓”，甚至把它当成调侃的素材。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对“躲空袭”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把空袭当成生活的调剂；在重庆，尽管日军持续发动野蛮空袭，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大家在茶馆摆龙门阵的兴致。
回到英国，英国人通过不列颠之战知道，针对城市和平民的轰炸并不能起到想要的效果。他们仍然愿意对德国城市发起同样的轰炸。据英国空军元帅，人称“轰炸机”的哈里斯爵士曾说，他相信这么做有效，因为“德国人跟英国人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以猛烈轰炸摧毁德国人的士气是可行的，退一万步说，它至少不会激发德国人的反抗意志。
为了减轻道德负担，英国人专门发明了一个名词，用“去房屋化（dehausing）”来描述他们的轰炸行动，按照他们的理论，“去房屋化”比直接杀死平民能更有效地打击士气。1945年2月，他们决定要对德累斯顿进行“去房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