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辩论”这回事还是在中学。当时有个电视节目叫《第二起跑线》，结尾的固定节目就是辩论赛，两所中学各派一支代表队，根据预先设定的“法律重要还是道德重要”或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之类的题目展开辩论。
这种比赛让平时只会“争论”生活话题的我大开眼界：原来嘴皮子厉害是可以厉害到上电视的，还有这么多“正经又显档次”的话题可以争论。但是，当时我身边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即便年级里也照猫画虎组织了一次辩论赛，因为缺乏训练，水平和日常争论相差无几，赛场哄笑不断，最后只能作罢。
等升入大学，这类活动就开始多起来，各个社团也热衷于组织新生去参加这类活动。进了大学半年，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本系本年级辩论协会的会长。后来才知道是学校马上要组织辩论赛了，我就被“拉郎配”地当上了本系的组织者。
学校的辩论会也是依样画葫芦，几个辩题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之类。所以每次题目出来，我都要去图书馆借阅跟辩论有关的书籍，找到同样的辩题，把双方选手的发言整理罗列出来，以便比赛时拿出来用。其中有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叫《狮城舌战》，是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文字实录，最后的决赛在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之间进行，题目就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当年的直播我应该没有看过，但光是看文字也觉得相当过瘾了，而且时常想象自己有一天也能唇枪舌剑，把对手驳得片甲不留。有意思的是，当时复旦大学代表队的指导老师是王沪宁，如果你留意一下新闻联播，会很容易发现这个人的名字。
狮城舌战或许是因为有精心的准备和训练，指导老师水平也高，所以又热闹又有档次。像我们这种草台班子的辩论赛，似乎总有些不得法。记得有次辩论里我举了个例子，意思大概是“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应该迎难而上；结果对方说：“难道对方辩友要否定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吗？” 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接话，就把发言时间错过了。而且后来很长时间我都想不明白：迎难而上没错啊，趋利避害也没错啊，那到底哪里错了呢？怎么我就会没词了呢？
转机来自我在历史系听的讲座。那时候历史系的老师很愿意在晚上开各种讲座，有意无意地夹带私货，搞些“启蒙”性质的活动。当时讲座的主题是《希腊精神》，讲的是古希腊文明，总之就是讴歌希腊人如何实践民主、热爱运动、尊重逻辑等等。讲座里专门提到有段时间希腊“诡辩成风”，而“诡辩派”又叫“智者派”。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诡辩”这个词，我深深记住了它。按道理，辩论应该是好事，参加的都是“智者”，怎么会取“诡辩”这么不雅观的名字？而且主讲老师专门提到，今天大学里流行的各种辩论赛很多“其实就是诡辩”。这个观点让我大吃一惊，不明白自己怎么跟“诡辩”联系上了。
但这只是转机，而不是转折，虽然“诡辩”到底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但是我对辩论的认识却在另一个方面加深了。在离散数学这门专业课里，我第一次接触了严肃的逻辑知识，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学问。我想起在“希腊精神”的讲座上，老师侃侃而谈地说起“逻辑乃思维正确之方法”的那种号召力，加上数理逻辑的符号规整、推导清晰，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门学问，甚至一度认为，有了数理逻辑就可以打遍天下了。
当时我正恶补各种西方经典，看到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里用逻辑符号证明了，从“正”和“反”两方面推导出一个结论完全是扯淡，因为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什么结论都可以推导出来。这个结论总是让我兴奋不已（那时候王怡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哈耶克加波普尔，堪称我们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梦幻组合。这个比喻真是让我绝倒）。
后来我才知道，逻辑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数理逻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它还有符号逻辑、形式逻辑等等很多内容，想着靠数理逻辑打遍天下，这是不现实的。于是我又专门读了几本逻辑书，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帮我廓清了逻辑的整体轮廓，而殷海光先生的《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教会我怎样应用逻辑明辨是非。
回到辩论，当时有个很好的辩论场所，那就是BBS。因为整个互联网还处在1.0时代，BBS是大学生最热衷交流的地方，在BBS上整天都有辩论。因为当时互联网管理还比较松，加上我进入大学之后自由看书恶补了不少知识，所以每天都有蛮多话题可以跟人辩论。“美国是好还是坏”这类题目几乎每几天都会出现一次，而起每次都相当热闹。我当然是属于唱赞歌的那派，并且积极为此搜罗了大批资料，对于那些“不利”资料，也会积极想方设法找个解释。
当然，在冷战结束后辩论这类话题，天然就有优越性——比如朝鲜战争显然就是美国为了保卫自由世界而战，你看今天的韩国和朝鲜人民的生活就知道了嘛。其实当时我根本不清楚冷战的来龙去脉，对真正的政治也没什么了解，不知道朝鲜凭借“千里马计划”曾经一度在经济和生活上领先韩国，也不知道李承晚是个什么来头的家伙，更不知道韩国今天的民主乃是韩国人民付出血泪向政府争取来的。总之，韩国比朝鲜好，所以美国打朝鲜就是好，有百利而无一害，有了这个简单清晰的结论就足够了。顺着这个结论下去，美国打越南也是天经地义，只可惜被自己国内的反战给搅黄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自己曾经那么激烈地希望摆脱之前受过的伤残教育，其实无非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一个简单结论否定另一个简单结论，走的仍然是伤残的老路。
就在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当中，我颇发现了自己懂的那点逻辑的用武之处。相对文科的网友，我背后站着逻辑的大神，或者调侃或者归谬，即便发现说不过也可以随意胡搅蛮缠，因为对方往往没有察觉我的漏洞。记得有次我说了句很不尊重人的话，对方说我不讲规矩，我当即回复“费厄泼赖就是要缓行嘛”，还颇得到一些人的夸奖，自己也相当得意。还有一次告诉朋友骂人的技巧，人身攻击某个我们都不喜欢的网友，结果是自己的帐号被封了一周，我们也觉得很痛快。现在想起来，什么是诡辩，这就是赤裸裸的诡辩嘛！
在BBS上辩得越爽，我就越觉得学理科好，因为理科生懂逻辑，文科没逻辑，所以世界就等着理科生来拯救吧。我一直抱着这么乐观天真的想法，直到后来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才改变。这本薄薄的书看得我精疲力尽，看每个小节都需要竭尽全力去思考。而且我仔细回顾，发现他说的竟然是对的，但是没有看他的书之前，我竟然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思考，或者稍一动念就会出错。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文科也是有逻辑可言的，而且是要在没有符号的领域里展开逻辑思考，这种逻辑或许就是“内在的规范性”，掌握和运用起来难比登天。
所以自然的结论就是，要想掌握文科的逻辑和规范，仅仅看书恐怕难于登天，没有持续艰苦的训练多半是不成的。这也是我此后一直保持的观点：对于文科的知识，仅仅会读书恐怕充其量是成为两脚书橱，难以得到一点真正的可靠发现，所以其实并没有掌握这些知识；要想真正掌握，绝对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指引和自己的艰苦训练。
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大概清楚了文科的思维方式，相比之前多了敬意，并有意识地去锻炼。结果大三下期考托福的时侯我的作文得了5.5分，当时满分是6分（所以我是所有考生中的前3%），这个分数我自己完全没想到，身边很多朋友也相当意外，因为我的英文遣词造句能力并不怎么好，只是当时一起复习的同学说，每次看我的作文都觉得思路和普通人不一样，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考了个不错的分数。
掌握文科的逻辑，对我又是一个转机，让我明白自己看不起的东西，很可能知识自己不理解而已。有天我在网络上闲逛，在薛兆丰的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中读到他对某个老师的赞扬：在辩论中，这位老师无话可说之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询问“你最近看了什么书？” 这个赞扬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似乎真正的“对事不对人”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要在发现自己犯错之后大胆承认，并积极学习对方的观点。
我之前通常是从观点类似的朋友那吸收一些观点，明白上面的道理之后，我时常会想想，是否跟我针锋相对的观点，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会不会也有道理呢？一旦开始这么思考，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化了，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五彩缤纷。积极从针锋相对的观点里获取启发，常常让自己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
但是我也发现，即便有这种心态也不能解决所有辩论，因为有些问题是可以越辩越明的，有些是怎么辩论也不明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终于知道，原来存在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种东西。事实判断很容易理解，最简单的如“今年的人口出生率比去年高”，非常好理解，也不会有争议；复杂一点的如“甲算法比乙算法更优秀”，因为评判算法的标准的时间空间代价，是有公认标准的，即便大家对结论不认同，也可以通过做试验来验证，得到公认的结果。甚至对于“性格相近还是相异的人结婚更幸福”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有确切的结论——我在《社会心理学》教材里看到，美国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幸福婚姻都是性格相近的人的结合（说句题外话：国内谈话节目里专家们对这类话题大多只能从生活经验来“各抒己见”，水平实在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价值判断则不是这样，“美国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典型的价值判断，因为它缺乏客观或公认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人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难以进行绝对评判，所以“美国是好还是不好”必然是辩不出结果的。
因此，如果要辩论，首先要分清楚这个题目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如果是事实判断，还需要确定公认或客观的标准，然后才能展开；如果是价值判断则多半没什么辩论的必要，最多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足够了。
再这么想开去，很多时侯其实也只需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足够了。我们唇枪舌剑地与人辩论，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不让分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读了关于沟通的书才明白，很多辩论之所以激烈，其实无非是意气之争，因为我们容易把观点人格化，“我的观点”是“我”的化身，“你的观点”是“你”的化身。所以简简单单的“我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你的那个观点是错的”，不知不觉就成了“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错了”当然比“我的这个观点不对”要难堪太多，直呼“你错了”也比“你的那个观点不对”要痛快很多，加上很多时侯我们内心“就是”讨厌某个人、某件事，因而穷尽辩词也要捍卫尊严，赢得胜利。可是这样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无中生有、没事找碴的辩论，真的有多少意义呢？
遇上真正值得辩论的话题，也要遵守辩论自己的规矩。基础教育告诉我们，议论有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论点是观点，论据是材料，论证是用材料证明观点，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过程。常说的“辩论”，也无非是说明论证己方观点，剖析否证对方观点的过程。但是在做论证的联系时，存在着一个“谁先谁后”或者说“谁轻谁重”的问题：是论点优先还是论据优先，是论点重要还是论据重要？很多人习惯的是论点先行，首先占领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高地，却不去问到底为什么喜欢，为什么同意，然后四处拼凑一些材料作为论据来“论证”，打一场高地保卫战（这时候，“反例”就是相当于讨厌的重磅炸弹了）。
可是，并没有人规定我们每次“辩论”都是参加辩论赛，都必须像战士一样誓死捍卫某个确定的高地，很多时侯辩论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获得更可靠的结论。如果我们没有把观点人格化，也不必像“辩论赛选手”那样去论证固定辩题，这种难堪其实根本不存在，反倒是让我们得到可靠结论、全面认识的好机会。大家常说的“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不正是先收集材料再总结提炼出论点，并能根据新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论点的过程吗。
相反，如果我们辩论时仅仅强调“论证”和“否证”，追求“赢”的快感，而没有摆正论点和论据的关系，在实际中必然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最终混乱自己的认知。典型的例子是网络上某些热衷宣传自由民主、强调独立思考的“公知”，谈起一些话题来头头是道，却经常对某些事例尴尬无语，或者理屈词穷。其实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辩才”，而是他们的思维——如果你真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怎么能毫无见解呢？如果你真的那么擅长鞭辟入里的“批判”，怎么能哑口无言呢。真正让知识分子快乐的，不应该是“我赢了你输了”的痛快，而是“我获得了更能可靠更深入的观点”的愉悦。可惜，很多“知识分子”似乎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其实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
如果把眼界拓宽，不再局限于逞口舌之利的“辩论”，而看到更有意义的“清楚明白地讲道理并与不同观点的人交流”，不仅仅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做起来比较吃力，普通人也是如此，而我看欧美发达国家出版的书籍，与那里的人交流，往往发现他们普遍的水平比我们要高。我想这背后一定有什么门道。经过阅读和思考，我发现原因大概在于他们的教育里有一门课叫critical thinking，中文大概翻译为“批判性思维”（大概因为“批判”这个词被用滥了，所以很多人更喜欢直接用英文吧）。
critical thinking这门课讲的不是单纯的“辩论（批判）”，而是训练思维的一系列方法和规则，比如如何立论、如何论证，如何展开，其中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应该如何避免。单单是“引用名人名言”来论证，就有一大堆注意事项：要注意是什么人、什么时侯、面对什么话题说的话，当前讨论的场景又是什么，这个名人是否熟悉当前领域，他的话是否适合当前的问题……
反观我们身边，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名人名言的出处，引用它们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文革时处处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是这种做法的极端；还有些人即便知道名人名言，却不能正确对应到当前正在分析的问题，比如一谈到中国古代就提到孔子如何说，却不顾孔子当时的话是什么意思，也不去考证古人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人读过并且相信孔子，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受孔孟之类书本的影响大还是水浒之类故事的影响大。
尤其糟糕的是，这样的谬论层出不穷，却没有多少人觉得有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接受批判思维训练，所以对于自己不理解的“高深玩意”总是一股脑地拜倒，批判地看待就更加谈不上了。即便提倡要“质疑”，也是不讲规矩的乱质疑，瞎琢磨。还有些时侯，结论看似是有道理的，论证过程却一塌糊涂（目前IT圈许多所谓“分析师”最擅长干的就是这个），反而可以蒙蔽大批的人。如果这些状态不改变，却处心积虑地钻研各种辩论技术，就成了诡辩的不自觉的工具，就好像在大海上航行时不辨方向，只想着如何妥善利用风力一样可笑。
此外，批判思维还提供了一系列讲理的规则，这是历代人积累下来的智慧，也反映着我们思考时应当避免的陷阱。我就是在认真学习批判思维之后才知道，讲理应该尽量冷静，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语反而会影响讲理的效果，也会混乱自己的思维。微信里每天都有很多人写各种泼妇骂街的文章，编各种俏皮讨巧的段子，看起来确实挺爽，但是因为“接受效果”太好，读者往往不会深究其中的道理，作者也自我陶醉。久而久之，读者和作者的思维能力都下降了，大家再也无法严肃认真的讨论任何话题，自己还毫无觉察。可惜的是，这个道理似乎还没有太多人认识。
说了这么多批判思维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辩论的“技术”不重要了。在我看来，批判思维更强调“内家功夫”，教导大家如何展开思维、辨识各种观点，而“辩术”强调“外加本领”，能清楚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准确理解甚至接受，这种能力在很多时候相当有用。我前几年的工作都是在跨越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公司，身为IT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免不了与业务部门的分歧和争论，不过调查的结果显示，不少人都觉得我沟通没问题，说话做事也“讲道理”。这，大概可以算我曾经迷恋“辩论术”而留下的那点有益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