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苏联海军一艘载有三枚核导弹的潜艇K-129因为事故沉没在北太平洋。因为不知道沉没的确切位置，苏联海军尝试搜救无果，并就此放弃。但是美国人动起了脑筋，CIA想尽一切办法，要从5000米深的海底把这艘潜艇打捞上来。这就是冷战史上奇迹工程的故事。
之前篇章：
对前往目的海域进行打捞作业的船员来说，Tiger Team绝对不是值得欢迎的对象，这些人只会无休止地纠缠，对每一个问题刨根问底。但是，Tiger Team的任务并不是找麻烦，而是探寻潜艇断裂的原因，这些同样专业的工程师在访谈了当时的船员，并仔细检查了各种录像资料之后，不久就给出了详细的分析报告。
能够确认的是，CV上至少有一条捕捞抓臂在从海底抬起潜艇的过程中断裂了，后来的画面显示，K-129原始沉没地点只剩下四条支撑腿和一条捕捞抓臂。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在起浮开始之前，还有若干横梁和捕捞抓臂上出现了裂纹。按照理论分析，这些裂纹在起浮过程中会不断加深，最终导致某个捕捞断裂，瞬间传递到其它捕捞抓臂上的压力导致了连带断裂。最终留下来的，就只有艇艏的部分。
裂纹当然是断裂的原因，但只有裂痕显然不够，Tiger Team与CV的设计者们仔细分析，发现其它许多因素都是断裂的催化剂。
洛克希德采用Maraging 200型钢制作捕捞抓臂。在那个年代，极端环境下各种型号钢材性能（极低温、极高压力）的数据库并不存在，洛克希德考虑的是采用能承受极高拉力的钢材，却没有考虑到它很脆，缺乏韧性。进一步的实验发现，寒冷和高压会让它更脆，更缺乏韧性。
洛克希德的工程师发现，如果按照预想的流程操作，捕捞抓臂即便变得更脆，也不会断裂。但是在打捞时，因为海面上的重量补偿装置歇菜了20小时，整个CV就在海底低温高压的环境下呆了20小时；再加上海底异常坚硬，为了把捕捞爪插入海底，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让捕捞爪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些未曾预料到的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捕捞抓臂的断裂。
事后分析显示，如果当时操作捕捞爪更“温柔”一点，或许它们并不会断裂。不幸，之前Glomar II在实地勘测时，因为采集设备丢失，并没有取样到海床的样本，大家只能按照经验推测海床的构成。所以，也没有人想到要在捕捞抓臂上安装应力测量仪，唯一能用的只有姿态指示仪，然而其中的许多都已经失灵了。最终，操作员只能根据视频画面进行操作，对捕捞抓臂承受的力量一无所知。
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打捞时CV上有那么多仪表失灵了？
仔细检查发现，失灵的并不是仪表，而是传输信号的线缆和接头。按照设计，这些接头都密封在专门的接线盒里，接线盒需要进行密封性测试。密封性测试使用的是在航空、航天、航海领域使用多年的氦气检测法，但这种检测法并不适用于极端高压的环境。在5000米深的海底，压力高达7500Psi（约510个标准大气压），远远超过氦气检测法的上限，这时候水分子会找到所有可能的间隙穿过去，线路受潮短路自然导致信号丢失。
如果仔细回忆打捞过程，还会记得在最后的抬升阶段，四条支撑腿中有一条发生了故障，无法伸展。在关键时刻，洛克希德的工程师Larry Musselman迅速诊断出问题所在，切换到冗余的液压通路，解决了问题。但是潜艇沉没的海底并不平坦，所以也许在抬升之前四条支撑腿就无法保持平衡了，所以在海面上紧张抢修重量补偿装置的20小时里，海底的CV其实并没有保持平衡，而是保持扭曲的姿态，裂纹因此更容易出现。在之前设计时，洛克希德的工程师并没有考虑在支撑腿上加上姿态调节功能，而是“想当然”认为，在真正的抬起动作之前支撑腿上并不会承受多少压力。
所以说起来，因果链条是异常复杂的。首先是海面上的重量补偿装置出现了故障，因为失去了阻尼和缓冲，CV不得不硬生生“蹭”在海底，船只的震动还会不断传输到CV上。经过抢修的20小时过去之后，各种故障已经出现了端倪，在起浮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暴露出来。
按照Tiger Team的缜密分析，得出了最终的责任归属：任务未能成功，洛克希德负主要责任，剩下的责任由Global Marine和Western Gear各承担一半。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Azorian项目的总负责人Parangosky拒绝在这份报告上签字，也拒绝将报告以最终文本方式发布。在Parangosky看来，整个团队无可挑剔，无论是谁，只要没有亲身参与这一项目，没有现场解决过问题，没有为项目作出过贡献，都没有资格给团队定责任。Parangosky或许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他的态度的确起了作用，最终，谁也没有见过关于现场操作员的责任报告。或许正因为这种性格，尽管Parangosky并不是理工科出身，他的团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这或许是优秀领导的共同特质：对内，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开除任何人，只要认定此人不符合要求；对外，当团队受到不公正的指责时，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大声拒绝，维护自己人的利益。
第一次打捞就这样结束了，尽管追责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所有人都同意，需要尽快完成第二次打捞。从Azorian项目其它成员那里传来的消息显示：未打捞上来的另一截潜艇仍然保持完整没有碎裂，它沉回了海底，距离第一次打捞的地点不远。这样看来，只要对原有的打捞方案稍加改进，就可以安排进行第二次打捞了。
CV的改进由洛克希德完成。改进的CV已经更换了钢材，型号不再是Maraging 200，而是HY 100，与钢杆相同。同时重新设计了结构，捕捞爪不是八根而是五根，在指挥塔一侧除了有两根捕捞爪，还有一根延长的抓臂，在打捞时会伸到导弹发射井下方托住，确保最有价值的部分不会丢失。
针对之前接线盒的问题，洛克希德也重新设计了接线盒，接线盒里预先充上矿物绝缘油，并保持高压。在水下作业的时候，接线盒内外的压力保持一致，海水不会渗入。
HGE的改进也在进行，母船的大部分设施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只有起重的部分需要专门改进。冶金专家应邀来到泵房检查四十八台液压泵，探寻为何有一些泵会罢工。嫌疑最大的原因是震动，改进建议是重新设计液压泵的支撑结构，减少震动。
之前状况百出的重量补偿装置也得到了重点关照，诊断发现，操作不熟练是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自动控制系统失灵，Global Marine和West Gear的工程师们相信，改进自动控制系统，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同时提升操作效率。船员们希望，他们的结论是对的。
实际上整个团队的士气高涨，大家都相信，再次出动必然可以马到成功。看起来万事俱备，只需要等来年（1975年）的时间窗口，就可以去补上之前的遗憾了。而且，即便美国政府的高层已经发生了变动，Azorian的一些支持者已经退休，但CIA仍然保持着决策优势。中情局局长Colby已经拿到了许可，1975年再进行一次打捞。只是基于安全考虑，项目代号不再是Azorian，而是Matador（斗牛士），同样是一个与实际内容毫无关联的名字。
如今，唯一的变数就在苏联方面：苏联人已经知道这回事了吗？他们至今没有说话，到底是不知道，还是在等待？
1974年12月，美国海军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军活动，邀请各国海军官员、大使馆武官参加。一位已经退役的高级情报人员告诉专门研究和报道美国海军新闻的著名作家Norman Polmar：苏联人已经有所觉察，再打捞一次会很危险，“如果你们故地重游，就等于开战”。
Norman Polmar，长期专注于报道美国海军相关的新闻
1975年2月7日是个星期五，《洛杉矶时报》用半个头版报道：美国海军在搜索苏联潜艇。写作报道的是该报记者William Farr和Jerry Cohen，同时配有两幅大图，一幅是苏联潜艇照片，但与K-129毫无相似，另一幅是正在长滩港的HGE，这张照片反映了CIA和休斯公司的勾当。
这篇报道基于大量的错误和猜测，比如它提到了两艘苏联潜艇，都是1970年之后沉没的，而且沉没地点在北大西洋——这大概受到了项目代号“亚速尔人（Azorian）”的误导。尽管如此，这则报道也算是平地惊雷，让行动的所有参与者都胆战心惊。
中情局局长Colby当时正在华盛顿，和福特（当时尼克松已经辞职）、基辛格在一起。“我不喜欢讨论这个，但《洛杉矶时报》刚刚打电话问我们，是否打捞了一艘苏联潜艇”，Colby已经告诉负责安全的官员，“赶紧干掉这份报道，这不太像是从华盛顿走漏的风声”。
时任中情局局长，Bill Colby
风声确实不是从华盛顿走漏的。《洛杉矶时报》报道的开头是1974年6月Summa公司的文件盗窃案——“据信，失窃资料中包含关于此次行动的秘密文件”。回顾当时，Summa的人只模糊记得有一张关于Azorian的手稿丢了，是否失窃也不能确定，最后，CIA和FBI判断那封匿名信是敲诈，放弃了继续追踪。
Colby在看到报道的第一时间就命令两个手下去《洛杉矶时报》总部，要求他们撤回此次的报道。在得知此事“事关国家安全”，并获得承诺之后可以刊发报道之后，《时报》的编辑Bill Thomas同意撤回此次的报道。但是为时已晚，此时报纸已经印刷完毕，许多人都看到了当日的报道。《时报》能做的是冷处理此事，第二天将此事的报道挪到了A18页，篇幅也极为剪短，再没有刊发后续消息。
这天晚些时候，Colby得知《纽约时报》也要登载相关的报道，消息来源正是《洛杉矶时报》。还好《纽约时报》的预计发行时间是周六，还有时间。Colby迅速赶往纽约，《纽约时报》的发行人Arthur Sulzberger告诉他，撤掉报道已经不现实了，唯一能做的也是将报道排到第30版，混杂在一大堆其它报道里。
两次挽救行动都不够及时，Azorian项目的许多参与者感到后续无望了，然而Colby仍然满怀希望。在美国，每天刊登的报道成千上万，简单的两次报道并不起眼，没准，苏联人就错过了。这并不是Colby的一厢情愿，而是有例可循的。二战中，《芝加哥论坛报》曾经报道美国海军破解了日本海军通讯密码，让罗斯福总统感到震惊。然而日本人要么是没看到报道，要么是看到了但不相信， 总之他们一直使用已经被破解的密码，直到战争结束。Colby希望，这次美国人仍然有好运气伴随——毕竟，《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打捞地点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Colby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苏联人的反应异常平静，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件事。但是，最让Colby头疼的是美国的媒体，已经听闻此事的美国媒体蜂拥而来，竭尽挖掘之能事，向政府和CIA打听关于Azorian的一切消息。
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政府部门是无法禁止媒体报道的，CIA也没有选择守口如瓶——1975年，美国公众对水门事件记忆犹新，政府的声誉跌到了谷底。Colby担心，如果采取鸵鸟政策，反而会被媒体怀疑渲染，形势更加不利。所以他的策略是“与记者当朋友”，相信大家在国家利益面前会站稳立场。Colby选择了《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十二家大牌媒体，与他们共享了不少保密信息，唯一的要求是大家必须等行动结束才能报道，否则会导致前功尽弃。
《华盛顿邮报》的Katharine Graham答应了Colby的要求，“我们不想危害国家安全，也完全愿意遵守约定”。“但是”，他补充说，“也许我们已经有记者在秘密跟进此事了，我尚不知情”。
当然，并非所有媒体都这么配合，《大观杂志》（Parade）就是如此。该杂志的记者Lloyd Shearer打电话给Colby询问行动的细节，Colby说“这是个保密项目，我们不能在电话里谈，要谈当面谈，我找人告诉你情况”。
Colby放下电话就派人赴约，可是Shearer姗姗来迟。在后来的电话中，Shearer告诉Colby“整个新闻界都知道这回事了”。作为回应，Colby只能保证，如果Shearer能保密，行动结束之后，Colby会给他提供更多的内部信息作为回报。
随着听说打捞行动的人越来越多，Colby能做的只有不断增加他的名单。一旦打捞行动结束，CIA就可以“打开闸门”，名单上的媒体就可以纵情向前。1975年2月19日，一名新闻官员在当日备忘里写到：到今天为止，所有获知此事的主流媒体都已经答应配合，并且守住了承诺”。
媒体守住了承诺，但这不意味着安全，除了记者，还有其他人在关注，其中就包括税务官。
对于美国首富休斯制造的这么一艘大船，HGE来到加州竟然没有交税，Watson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75年1月，四个自称是CIA的人来到洛杉矶县的税务官Philip Watson的办公室，向他说明情况，不过在说明情况之前，“你必须先签署下面这份文件”。
文件封面上写着“特别项目保密协议”，这让Watson感到困惑：HGE不是用来在海底采矿的吗，为什么竟然牵涉到保密协议？在完成之后，来人向他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HGE只是名义上属于休斯公司，这条造价三亿美元的船是用来在五千米深的海底布设传感器的，这些传感器用于“北极星”潜射导弹的发射试验。
我们希望让你知道，这条船的主人不是休斯，它属于美国政府，所以不需要按25%的税率来纳税，只执行按1%的税率。
我有点糊涂了，如果真正的主人是美国政府，那么根本不需要纳税。
嗯，这么说吧，它属于美国政府，但它的主人不是美国政府，它只是用来做矿产勘探的，所有者还是应当缴税的。
好吧，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本来不需要纳税的人主动跑来纳税。
话虽然这样说，Watson大概知道了，CIA正在进行秘密行动，需要他提供掩护，让整个行动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他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要求CIA出具书面的文档。CIA拒绝了这个要求，负责项目保密的Lloyd选择派出更高级别的官员来向Watson作出解释，尽管这种行为并不被人看好——之前已经有人指出，Watson在政治上颇有野心，如果有机会让政府难堪，为自己吸引更多注意力，他一定不会放过。果然，就在CIA的人离开之后，Watson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一定要尽忠职守，把HGE的纳税问题搞清楚。
除了记者、税务官在穷追不舍，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找上门来。
Azorian项目开始时，负责造船的Global Marine公司早已公开上市，某个家族通过信托方式持有该公司大量的股票。恰恰就在第一次打捞行动结束那年，该家族决定拆分原有的单一信托，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交易自己手上的股份。在证券市场，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不过通常都会引发SEC的详细检查，避免在拆分过程中玩什么猫腻，尤其是大额财产的突然出现或消失。
按照规定，在拆分之前公司必须提供“10-K文件”也就是详细的财务数据，开放给所有投资者审阅。这也就意味着，在打捞行动尚未彻底结束，明面上的掩护故事也没有彻底准备好，各方面的节奏没有对齐之前，Global Marine的财务报表会让人看出来，所谓“休斯公司委托Global Marine进行海底采矿”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面对SEC的质询，CIA和Global Marine都不敢怠慢，如果继续伪装，要么损害是美国证券市场的信誉，要么引发公众对于Global Marine乃至政府的质疑。他们翻遍了SEC的文件，好不容易在“安全”这一部分找到一句话：SEC的任何文件，包括10-K在内，都不得包含任何保密内容。“啊哈，这下子可好办了”，负责保密的Llyod喊了出来。
实际情况当然没有那么乐观，面对咄咄逼人的SEC律师，CIA的人不得不一再重复，此事事关国家安全，掩护故事事出有因，却始终得不到谅解。不过Llyod已经成竹在胸——CIA之前已经去过司法部，当时的司法部长特别助理，后来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Antonin Scalia告诉他们，CIA“绝对站得住脚”。在离开司法部之前，Lloyd问了Scalia最后一个问题：“万一协商不了，需要司法部出面，你们站谁那边？” “当然是你们，不过，尽量别告诉SEC。”
争执到最后，Lloyd说，“别争了，这方面的法律问题，谁最终说了算。” “司法部长。” “抱歉，我已经咨询过司法部长了，他们明确支持CIA。” 然后，SEC让步了，但是仍然要求CIA出具一份书面说明。
恰好，休斯公司的法律顾问Chester Davis正在华盛顿出差，于是第二天，Lloyd叫上他一起前往SEC。SEC的一名年轻法务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必须由霍华德休斯本人写一份书面证明，否则不能罢休。Davis听完非常恼火：“嘿，年轻人，看起来你不太懂规矩。你不能这样对民营公司说话，轮不到你来对我和休斯先生下判断，我们做事一向尽职尽责”，说完他“砰”地一声关上行李箱，“就谈到这里吧”。
尽管如此，SEC不愿意做任何让步，谈话一时陷入僵局。最后Lloyd提出：如果中情局局长出具一份书面说明，是否可以满足需求？终于，SEC的法务同意了。
这一下，主动权转移到了Lloyd手上：“按照规定，如果我们出具保密文件，你们以专门的保险柜来存放，你们有吗？” SEC的法务不得不承认没有。这时候正是礼拜五下午2点左右，Lloyd赶紧借了一部电话打给CIA的保密专员Paul Evans：“Paul，我需要你立刻准备一个四门保险柜，在下班时间带到SEC总部，一定要从他们这该死的前门进来。”
接到电话的Paul大笑不止。他手下的人在CIA总部找到一个四门保险柜，装在运钢琴的小推车上，再装进旅行车里。Paul亲自开车，终于在下午4:40送来SEC总部。在四楼等着的Lloyd一见到保险柜就喜上眉梢——这是CIA特制的保险柜，重量超过500公斤，与常见的保险柜相比，它上面贴有CIA的徽标，保险柜外面有一层厚厚的保护玻璃，用以防止留下指纹，也可以防止暴力开锁。
Lloyd让SEC的法务仔细阅读保密文件：Global Marine为Hughes Tools工作，但Hughes Tools其实是CIA的代理。读完之后，Lloyd让他在保密合同上签名：“年轻人，现在开始你负责这份保密文件的安全。我们会把签名文件带回总部，以后任何人问起这份文件的情况，你都是第一责任人。”
两天以后，SEC召开了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Global Marine的情况。会议持续了六小时，最后SEC的法律总顾问步出会议室，告诉Lloyd：好吧，你们赢了。
三年之后，Walter Lloyd已经从CIA退休，被内华达州的一家公司聘用做调查工作。有一天他去SEC总部办事，在四楼被人一眼认出来，原来是当年那个年轻的法务。“Walter，我需要你的帮助。那个保险柜占了我办公室四分之一的地方，而且大部分人的视线都被它挡住了。可是除了你们CIA，谁也不能动它，我再也不想留着这东西了。” “我也希望能帮你，但我帮不上，这是政府财产，而我现在不是政府职员”。
1975年3月，如果一切不变，还有三个月就可以启动Matador行动，把剩下半截潜艇打捞上来。但就在3月18日，一切都变了。这天晚上9点，著名记者，53岁的Jack Anderson在自己的电台节目里揭秘了CIA的秘密行动，为了避免听众错过，30分钟之后他又重播了一遍。
Jack Anderson一直被政府视作眼中钉，1972年他用一系列报道揭露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支持对象从印度转为巴基斯坦，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在埃德加·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长的数十年间，他始终是胡佛极度讨厌的人，被胡佛称为“连秃鹫都比不上”。与此类似的是，有证据显示，1972年尼克松授意要毒杀此人，以报复他对政府坚持不懈的挖掘和报道。
埃德加·胡佛曾经担任联邦调查局长数十年，掌握了大量机密
在当晚的节目中，Jack Andersen告诉几百万听众，中情局局长Colby曾经试图阻止他播出这期节目，但他觉得这毫无理由，因为“打捞行动已经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海军情报专家说，打捞起来的部分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换句话说，整个行动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想政府没有权力去掩盖这种无聊的事情，这完全是在掩盖失败，3.5亿美元全都打了水漂”。
1972年，Jack Anderson在电视上揭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向
事已至此，Colby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继续保密了，也没有继续保密的必要了。他拿出自己的名单，逐一告知大家可以刊发报道了。3月19日，Seymour Hersh早已准备好的报道完整登了出来，Hersh从1973年就开始关注此事，只是之前一直信守对Colby的承诺没有刊发而已。刊登出来的报道内容丰富、信息准确，显然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接着，《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刊出了重磅报道，同样，虽然编辑信守承诺没有刊发报道，记者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信息。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洛杉矶时报》。4月3日，Summa公司失窃当晚的保安人员Mike Davis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Bill Farr的采访，提供了更多的信息。Davis告诉他一条惊人的消息：盗贼离开后，在等待警察到来之前，他在地上捡到两张纸，看起来似乎是盗贼遗漏的，于是他没多想，把这两张纸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其中一张是转账凭证，从美国银行到休斯最信任的副手Kay Glenn的账户，金额为1亿美元；另一张是休斯公司总裁Raymond Holliday给休斯的手写便条，说CIA计划打捞一艘苏联潜艇，“其它细节我忘记了，只记得尼克松要求另外找办法来走这笔钱”。
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项目，也不觉得它和休斯公司的业务有什么联系，Davis随后把手写便条撕碎冲进了下水道，转账凭证则保存在一个朋友的保险柜里，“我本来打算把它还给Key Glenn的，但是没有机会了”。盗窃案发生之后，Mike Davis拒绝参加公司安排的测谎，所以丢了工作。“老天，如果我们早知道那张便条那么重要，现在会省掉多少麻烦呀！”
在各种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之后，项目还能进行下去吗？在所有的因素中，最关键的是苏联人的反应。
3月29日，苏联大使Dobrynin给基辛格传了一张便条，告诉他“莫斯科注意到了报道，CIA在夏威夷西北面打捞了一艘1968年沉没的搭载了弹道导弹的苏联潜艇”，苏联领导层“不会坐视不管”，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沉没的海军舰艇仍然是该国的财产，“我给你的消息不需要有任何疑问”。
苏联媒体报道，苏联外交部公开指责美国秘密打捞潜艇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不过，因为之前红海军不承认K-129沉没，所以苏联媒体也只能语焉不详，大而化之地谴责而已。但是，红海军已经开始派出舰船，在事发海域进行常规巡逻，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显：如果美国人胆敢再次打捞，一定会发生武装冲突。
苏联人的反应其实不难理解：自己的潜艇沉没了却无能为力，被对方国家打捞了还蒙在鼓里，无论对于红海军，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实在有损脸面。倘若通过外交渠道严正讨伐，只会更加丢人。
而美国也有前车之鉴，不轻易表态是最合适的。
1960年，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被苏联击落，飞行员鲍尔斯并没有按规定启动自毁程序，结果成了苏联人的俘虏，侦查设备也被苏联人缴获，底片都被苏联人冲洗了出来。不过赫鲁晓夫在通报事件时耍了个心眼，刻意隐瞒了飞行员生还的信息。艾森豪威尔政府立刻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气象任务的飞机”在土耳其上空报告“氧气系统出现故障”，然后失去联系，估计误入苏联领空。然后赫鲁晓夫才震惊了世人：“我一定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第一次报告时故意没有说飞行员生还，嗯……看看美国人说了多少蠢话。” 赫鲁晓夫的这一招，一度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上陷入极端被动。
据Azorian项目的参与人事后推测，两国政府应当是通过地下渠道沟通过，但是至少在明面上，谁都没有发表任何官方言论。按照基辛格的意见，CIA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回复：
美国政府对Glomar Explorer号事件无可奉告。政府的政策是不确认、不否认、不评论所谓的间谍行动。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政府都会采取按这种方式处理。不管新闻界说什么，此事不会有任何官方说法。
关于Azorian的一些中文报道说这是“臭不要脸的答复”，这评价实在很难理解。在我看来，只要了解整个行动的来龙去脉，能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都不难判断出，这个回复实在难和“臭不要脸”扯上关系。
4月16日，在长滩码头的HGE再一次出海，试验改进的钢杆收放系统。不过这一次，全程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天空上有电视台的直升机盘旋，海面上有大量的私人船只跟随，船员们白天执行完任务，晚上就可以在电视报道里看到自己。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采访请求，Global Marine的副总裁U. Allen. Jr.说，此次出海的目的是“测试改进”，而拒不透露改进的细节，也没有回复任何与CIA有关的问题，“这条船是作为设备原型的，整个项目高度敏感，我们不能公布更多信息”。
4月30日，驳船HMB-1带着改进后的CV出发了。按计划，5月5日HGE和CV再次对接成功，这次一切顺利。5月31日，已经完成测试的HGE返港，到6月11日，所有必要准备都已经完成，随时可以前往目标海域再次打捞。只是如今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目标海域已经有五艘苏联船只在巡逻，不过美国海军也大方提供了掩护，声称要进行“空对舰导弹试射”，HGE前去配合。
6月15日，基辛格对白宫专门负责此类隐秘计划的“40委员会”做了报告，40委员会得出了结论：我们遗憾但明确指出，苏联方面的反应会对再次打捞造成巨大的威胁。可以考虑延期行动，但苏联方面基本不会有任何变化。因此，我们建议终止Matador计划”。在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基辛格加上了一句话：“我建议你批准终止Matador计划”，福特同意了。尽管项目的执行人信心满满、摩拳擦掌，但大家都知道，即便技术再先进，准备再充分，也不可能去执行打捞任务了。
在苏联人这边，始终没有任何公开的回应。据海军少将Shtyrov回忆，海军司令部下了一道命令，层层追责，在问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充分准备：苏联海军的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打捞行动，但他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全都被上峰忽略了，上级根本不重视此事，而他有整套档案证明自己的说辞。最后的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Shtyrov被迫退出了现役。
在这场耗资3-5亿美元，旷日持久的疯狂行动中，美国人到底从Azorian项目中获得了什么？如果1975年第二次打捞行动完成，或许这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很不幸，美国媒体没有守住秘密，所以CIA获得的只有半截潜艇而已。这半截潜艇中到底有什么？CIA或许永远不会公开细节，已经知道的是弹道导弹、核弹头、加密设备都沉回了海底，但是CIA只少获得了核鱼雷和操作手册，当然，他们也了解了苏联潜艇的制造工艺。
不过，项目最大的收获或许来自其它的方面：因为美国方面始终没有官方表态，苏联知道的只是“CIA去打捞了K-129潜艇”。至于打捞是否成功，潜艇是否断裂，打捞上来的部分包含哪些设备和信息，这些问题统统未知，也不可能确切知道，这反过来倒是促进了CIA要对Azorian项目绝对保密。结果，苏联海军不得不花大力气来变更，不只是加密设备，从行动规程到路线选择，从通讯协议到检测计划，统统都做了更新。这同样是一项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活动，也可以算Azorian项目的意外收获。
在美国这边，Azorian项目取消之后，几大部分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
身躯庞大、满载先进打捞设备的母船Hughes Glomar Explorer业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一般人谁也不敢接手这艘“恶名昭著”的船。无论是Global Marine还是美国政府，都多次希望能有人站出来买下或者租赁这条船。1976年，HGE被封存，此时接任中情局长的是乔治·布什（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面对前任留下的烫手山芋Azorian项目和HGE，他当然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1977年，洛克希德公司租下了这条船去执行海底采矿任务（这次是真的），但是因为海底采矿耗资巨大，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根本不具备经济可行性，所以只进行了几次试验任务而已。1997年，Global Marine已经被收购，改名为GlobalSantaFe，公司以一年100万美元的价格租下这条船，将其改名为GSF Explorer，改装为深海探测船只。
尽管过去了半个世纪，HGE的复杂结构和前瞻设计仍然震惊了负责改装的工程师，他们甚至在船艏某个舱室里看到一块黑板，上面仍然保存着当年用粉笔画的打捞潜艇示意图。用当时CEO的话说，“这艘船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具备了当今先进钻探船只的技术水平，以无可想象的方式创造了深海作业的记录，完全应当被当作技术奇迹来对待。”
随着打捞项目的终止，专用于海底打捞CV已经不再有任何用途，这台2000吨重的精密设备被彻底销毁，作为废旧金属出售，为洛克希德挣回了14万美元。
在HGE上，为训练CV操作员而专门设计的模拟训练系统，后来演变为石油钻井平台的标准配置。根据CIA的评估报告，“为Azorian设计的硬件和训练程序，以这种方式继续为美国的海洋石油开采事业作出贡献……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感谢当年为此投入精力和热情的人们。”
运载CV的驳船HMB-1被继续用做活动船坞。1982年，洛克希德将其买回去，作为“海影（sea shadow）”号隐身战舰的活动船坞。从1985年到2006年，“海影”号进行了多轮测试，最终项目撤销。因为没有任何博物馆愿意购买“海影”，它只能被销毁。而HMB-1被留了下来，作为活动干船坞，今天仍然在使用。
“海影”号隐身战舰
“海影”号隐身战舰在HMB-1内部
今天仍然作为活动干船坞的HMB-1
当然，Azorian项目还有遗留物至今仍然在使用，那就是HGE底部的两扇巨大的密封门。它们被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Diversified Marine公司买下，至今仍然用作活动船台的浮筒。
有趣的是，Azorian项目和中国似乎有解不开的源渊。在本系列文章的开始，我们讲过，同样是在70年代，中国也秘密打捞了一艘英国潜艇。作为呼应，在结尾我们再透露一点联系：2015年6月，Hughes Glomar Explorer最终在中国舟山的船厂拆毁。
Glomar Explorer在舟山
最后谈点个人感想。
Azorian项目堪称技术奇迹，尤其考虑到它是五十多年前的项目，更是激动人心。当然美国有充沛的资源：冶金专家、海底光学专家、电子专家等等，但光有硬件是不够的，能必须能争分夺秒组织协调起这么繁杂的资源，最终才能“一次性”打捞成功，称其为工程上的奇迹，并不为过。
与我们熟悉的做事方式不同，Azorian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特别强调“不惜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强调“服从大局”的意识，强调“特事特办”的灵活性。相反，我们看到许多“在约束场景下设法解决问题”的事例，洛克希德的设计方案要受到成本的制约，CV不能出厂房只能求助当地的冶金专家，在码头舾装时遇到工人罢工只能躲避，面对税务官的纠缠必须先通读法律，面对记者只能协商而不能发禁令，以及后来的“塞给SEC一个保险柜”……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这样重大的、事关“国家利益”的项目面前，仍然没有谁能够口含天宪。从创建的开始，CIA的使命就是“用非军事手段获取情报”，所以Azorian完全是一个情报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在行动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阻力并非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如果我们仔细考虑，这些阻力都事出有因，都是在行驶自己的职权，或者捍卫自己的权利。
或许在有些国家，大家的判断是“缺乏大局观“、”缺乏政治意识“，但是在Azorian项目中似乎很少有人给出这样的结论。出乎意料的是，CIA似乎总是能找到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或许就是规则社会的体现——有公开明确的规则，那么只要动脑筋，游戏是玩得下去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如何设计各种规则，让大家在按规则行事时不要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这大概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
虽然整个项目功败垂成，“国家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但是美国人似乎不愿意痛定思痛，拿“国家利益”当尚方宝剑，要求各方无条件让道。CIA即便恨得牙痒痒，也拿这些人没有办法。这样的社会固然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利索痛快，但长期来看，哪种体制的竞争力更强，似乎还不能下简单结论。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大卫·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最后写到的一个观点，韩国民主化的动力之一恰恰来自驻韩美军的影响：许多韩国年轻人在与美军军官接触之后惊奇地发现，对国家保持忠诚，当政府要求违背自己的原则时勇敢站出来抵制，这两者竟然可以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同时保有对国家的忠诚和自己的原则。这一点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也许很自然，但对东亚国家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需要极大勇气和信心的。
最后附送一首本人弹的《斯拉夫女人的告别》，向所有的勇士致敬。这首曲子虽然有明显的苏俄风格，但同样获得欧美军乐队喜爱——无论勇士来自哪个国家，也无论是什么任务，勇于探索、不畏艰险的精神永远值得鼓励和铭记。
P.S.
从去年到今年，我写了一系列中文世界里不常见但有意思的故事。
我曾经以为，信息质量不高，混淆视听的文章流传，是因为民间的话语权太小。现在我才无奈地发现，即便民间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仍然会有那么多人揣着明白账糊涂，故弄玄虚。这种时候，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很辛苦，眼球和金钱的收获还可能远远不如。到底如何选择，其实靠的不是金钱，而是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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