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人在为刺杀行为叫好，认为被刺的日本孩子”死有余辜“，仅仅因为”他是日本人“。其逻辑支撑有两点：第一，虽然如今的日本小孩没有入侵中国，但他们祖上入侵过中国，这个罪孽是无论如何摆脱不掉的；第二，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但这不影响我对当年日本鬼子残暴的感受，不影响我对他们的仇恨。
尽管很多年过去了，对方的罪孽仍然摆脱不掉，而己方依然不忘记当年的惨烈，所以，对日本小孩挥刀相向，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这个逻辑能成立，就可以顺延推理：如果对方的父母就是侵华日军或给侵华日军干活，如果自己面对面与侵华日军战斗过，结果必然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哪怕眼前的只是个日本小孩，也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否则就是对背叛民族，背叛国家，背叛历史。
这个结论能成立吗？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攻占了日军控制的井陉煤矿。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中，八路军战士救下了两个日本孩子，他们的父母都在煤矿干活，已经死于战火。
此时，该如何面对这两个日本小女孩？是直接对她们挥刀相向，还是放任她们在战火中自生自灭？
当时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项。相反，他选择了耐心安慰两个小女孩，并拿出一个洗干净的梨子，交给其中一个小女孩。
这个饱含善意的梨子解除了小女孩的戒备，两人的信任也由此诞生。过了几天，女孩甚至可以拉着聂荣臻的马裤，跟着他跑前跑后。
再往后，这两个小女孩又被送回到了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一同送去的还有聂荣臻的亲笔信。据聂荣臻后来回忆，那封信没有封口，之所以没有封口，意思是：“如果你拿着枪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再过40年，1980年的一天，聂荣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拿出当年和日本小女孩美穗子的合影照片，感慨地说：“战争是残酷的，孩子是无辜的，不知这两个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她们现在在哪里？”
此事引起了中国《人民日报》和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并在日本引发了媒体的接力寻人。当年的小姑娘美惠子很快被人找出来，并和家人一同来到北京，再次见到了聂帅，称赞“聂元帅真是活菩萨”，从此成就中日民间交往的一段佳话。
此事也被写成课文《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由此推断，今天喊打喊杀的那些人，大概是咬牙切齿地听完这个故事的。
二
我总觉得，种族偏见，甚至往大了说，关于人群的刻板印象，无论是教育也好、宣传也罢，有可能把它从普通人的心理完全去除掉吗？好像很难。
已经有很多人听说了，“贴标签”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到底是一种省力的思维方式。而“省力”的思维，是进化的偏爱，是本能的选择。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就像数学中最常见的函数： f(x)=y。其中x是“特定人群”，y是“鉴定结论”，比如“f(日本人)=死有余辜的混蛋”，简单直接。
所以，逻辑的结论就是，“f(某人群)=混蛋”的思维，是没办法彻底去掉的。
那么，有什么办法改善它吗？
当然有，那就是让这个函数变复杂。
很多年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同事们经常开玩笑打趣，说某个上海同事”你这人这么热情大方，一点也不像上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某人”虽然是上海人，但不符合大家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
反过来，也有些非上海同事，会努力学说上海话，又非常有兴趣了解上海的历史和典故，于是很能融入”上海本地人“的圈子。上海本地的同事不在乎他是”外地人“，或者起码不认为他是”那种外地人“，不符合对”外地人“的刻板印象。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在谈论这些人的时候，考虑的不只有”种群“一个因素，还有性格、语言、兴趣等等因素。换句话说，他们脑子里的判断逻辑不是 f(x)=y，而是 f(x1, x2, x3…)=y，考虑的因素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如此，当然就没有简单粗暴的”f(某人群)=混蛋“。
在国外生活久了，我逐渐发现，全世界的人大都是如此——你很难期望大家都爆发“灵魂深处的革命”，“狠斗种族偏见一闪念”。但是，有些人就是更有耐心一点，他们的世界观不是简单的 f(x)=y，总还会考虑更多的 x2, x3, x4……。我们以前总在媒体上读到某些中国同胞”用实力征服外国人“的故事，外国人之所以能被”征服“，前提条件就是他脑子里不只有 f(x)=y 的公式，知道在面对其他人时，除了种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实际上，懂得考虑的因素越多，人对待世界和他人的态度也就越豁达，能理解越多的人，也能被越多的人理解。
聂荣臻元帅当然也是这样的人，在残酷的斗争中，他仍然懂得思考“虽然这是个日本人，她同时也是个无辜的小女孩，所以不能拔刀相向”，他甚至知道“虽然你是侵华日军，但只要你解除了武装，我们就要宽待你”——否则，他多半当不上元帅，而是要被元帅训斥。
三
老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一个人群，都很难用单个标签来代表和衡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对群体做简单对比，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许多年前和其他人同看《今日说法》，提到国内某一线城市的某个案件，身边马上有人说：”你看，所谓一线城市就比小县城好吗？说得那么天花乱坠，还不是照样有这样的坏人！“
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又无法反驳。“他说的话我显然不同意，但他到底错在哪里呢？” 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我终于有了答案：我们没法通过个例来比较两个复杂的群体，而只能回归到一般性的部分来进行比较。
对一线城市和小县城来说，恶性案件大概都属于个例，个例与个例之间很难直接对比，即便对比也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那么，“一般性”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必然会关联到的一系列因素，是犯罪率，是出警的速度，是侦破的手段，是庭审的公正性，是媒体报道的详细程度，是主管部门完善制度的意愿……基于这些，才能对“到底哪里更安全”的问题，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
基于此，我认为，简单比较“在日本有针对中国人的仇恨行动”与“在中国有针对日本人的仇恨行动”，并不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如果真的需要比较，应当考虑的是仇恨行动相关的那些必然会出现的一般性因素。举例来说，就是在明显情绪化的夸张言论之外，媒体是否能提供多层次多角度的报道，民众是否愿意对遭遇不幸的人报以同情，是否能克服种族界限，对异族的挺身而出者公开表达感激，愿意为他/她组织捐款，争取公平……
既然极端的言行无法绝对避免，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观察、学习、追求善意和良知，守护并努力展现自己的善意和良知。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