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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世界观的不同。在《人论》中，恩斯特·卡西尔论证了这一点：同是“月亮”，希腊语的“月亮”是指月亮“度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者明暗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语言时，不得不努力克服这种困难（消除已有语言中语词和事物的联结），把两个因素分隔开来。克服这个困难，总是标志着在语言的学习中迈出了新的一步。”。因此歌德有名言：“一个人不懂外语，就不算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语言”。

不光学习语言会遇到这个困难，翻译也会遇到这个困难。

以前看《汉姆雷特》，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总让我困惑，这个“be”的受词（宾语）该是什么呢？明明能感觉到这个句子的韵味，但翻译成“生还是死…”，太平淡了。最近读了王太庆先生的论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载《学人》第四辑，1993年），算是解开了部分迷惑，下面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西方语言中的“是(be)”，在中文里是不存在完全对等概念的。以英语为例：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有一本书。

The book is in the bag.

书在包里。

这里，同一个单词be，翻译成中文，对应到三个不同的意思：

  • 是。表示判断的系词，说明具备某种属性。在现代汉语中，“是”也可表示归属和等同（例如“他是男生”，“他是主席”）。“是”最开始出现并非表判断，而是等同于“此”（是日、是役），后来慢慢有了表判断的用法（所以《左传》中“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在《论衡》中就成了“余是而所嫁妇人之父也”），且越来越普遍。

  • 有。“有”字最开始表示“拥有”（“寡人有疾”），后来一般化（“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逐渐发展到可以没有任何对象（“有大雨，自其窦入”），成为今天的通俗用法。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的“有”还有形而上的意义，《老子》中所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一例，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 在。“在”常常与“存在”等同，表示一种客观性。“存”常与时间相联系（“生死存亡”），“在”则与空间相联系（“伊人在侧”）。相比“有”，“存”和“在”的形而上意义较弱。故而，“存在主义”中的“存在”翻译是否妥当，其实是值得考究的。

而英语中的be可以统一表征这三种意义，I am in China和I am a man，统一用am，不需要变换词语和形式，也可以这么说，西方人觉得这两个am完全一样，没有换用其它词的必要。然而这样一来，语言在转换时，就可能出现困扰。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英语中的be(to be, being)，追根溯源来自巴门尼德的残篇，其中有个关于“存在”与“思维”的论述：

to 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

Bernet翻译成英文是“It is the something that can be thought and that can be”，这是对的，其中的estin einai(that can be)，意思是that which is，而非作为普通系词的“是”(be)。

巴门尼德的这种思想为柏拉图继承，发展为idea（有翻译为“理念”的，其实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idea既是客观，又可被思想或理解。所以事物有了美的idea就成为美物，美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其中有了美本身（美的idea），美本身是可以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美之所以是美的原因”，我们将其翻译为“本体论”（之前也有人将其翻译为“万有论”，就是借用了“有”的形而上意义。多说一句，科学松鼠会的活动“万有青年烩”就是从这里得名），利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概念，但失却了“之所以是”、“为什么是”的追问；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本体”有许多标志，其中之一就是“是什么”，翻译成英文就是essence，也就是“本质”。但这样我们就看不出它与“是”之间的联系了。“为什么是”和“是什么”，源于同一个概念，却代表了两类问题，这很重要，下文的例子会详细证明。

另一方面，西方的“是”如果加上时空，就成了中文的“在”，譬如I am in Peking，就是如此。这种用法，拉丁文里后来专门出现了一个词，就是existentia，表示出现在外面的时空中。这个词后来偏向生命方面，成为“生活”或“人生”，存在主义哲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他们也是从“是”的最初概念说起的。

这应该可以算西方文化中“是”的最初形式，此后的各种用法，包括常见的与受词（具体对象）相连的形式，都由此而来。上文所举的三种具体形式，可用“是”、“在”、“有”来翻译，然而一旦涉及到“是”的初始意义，或者无法明确区分三者时，这办法就束手无策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许多关于“是”的哲学话语的翻译（尤其是不带受词的“是”），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笛卡尔说：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翻译为“我思故我在”，看似有乐府的韵味，其实这里的“在”是说不通的——原文中的be没有与客观性发生任何关联，它的真正意思是“我是本体（我是本体意义上的我）”，无论时空，是形而上意义上对“为什么是”的追问。所以，更好的翻译恐怕是“我思，所以我是”（外加注释，说明此“是”的意思）。

贝克莱大主教说：Esse est percepi(To be is to be perceived)，通常翻译成“存在就是被感知”，似乎也不对。原文的意思是：一件东西是甜的，是因为它尝起来甜。这里的be，表示的应当是判断的意思，也即“是什么”，而非“存在”，也非“为什么是”。

这样来看，汉姆雷特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翻译为“生还是死”无疑是太过简略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汉姆雷特》，考虑汉姆雷特说这句话时的场景，就知道他当时思考的是形而上的意义，远不是“生还是死”那么简单。

所以，to be or not to be到底如何翻译，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的看法，更偏重于“为什么是”的方面，类似“我思，所以我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对于它的理解和翻译来说，“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