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
虽然英国在二战中被打得很惨，很大程度上全靠美国支撑，但是这并不妨碍英国人认为欧洲是“自己的地盘”。在巴尔干半岛也是一样，尽管OSS（战略情报局）在意大利也有分支机构，但巴尔干半岛的特种行动全部由英国人主导。
SOE在二战中也立下了许多功劳
SOE在法国上空伞降特工
既然英国人已经决定不信任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美国人只能跟从，虽然他们基本没有直接接触过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1943年7月，SOE（英国特种行动处）才和OSS达成共识，让OSS在南斯拉夫开展“有限”行动。这满足了OSS的迫切渴望，起码，当务之急是阻滞在南斯拉夫的德军，阻止他们增援意大利。
不过Vujnovich也知道，尽管英美两国号称“盟军”，SOE和OSS在南斯拉夫都有特工在行动，其实双方地位并不对等。OSS在SOE面前总是“低人一等”，有些OSS成员甚至认为，谈到收集情报的协作，SOE“连德国人都不如”。
OSS的一线特工George Musulin和George Vuchinich报告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Musulin是南斯拉夫裔美国人，身材高大，曾是匹茨堡大学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也是二战中所有跳伞的美军中体重最重的人。1943年，Musulin跳伞降落在南斯拉夫，代表OSS在敌后收集一手资料。根据他的情报，米哈伊洛维奇声称自己的队伍有5万7千人，如果得到武器，可以调动40万人，Musulin的估计是，起码能调动35万人，而且“组织有序”。
另一方面，“米哈伊洛维奇现在基本没有和德军发生冲突，尽管在意大利投降后的那一个月内，他的部队曾经很活跃”。这支部队目前控制的主要是山区，极其缺乏武器装备，已有的武器状况也非常糟，主要装备是斧子和小刀，“有若干手枪和步枪，轻机枪很少，迫击炮和重机枪极度缺乏，没有任何火炮”。虽然如此，这支部队还算“士气旺盛，军纪严明”。尽管他们不与德国人直接冲突，但通过一系列破坏活动，有效阻止了德军的移动，间接支援了盟军在意大利的战斗。
而且这些塞族人对美国人“特别热情”，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善待美国人。不过这种态度仅仅对美国人有效，对英国人，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伙伴“几无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把塞族人出卖给了斯大林。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世界完全被巨头的利益交换支配，弱小民族根本没有话语权，按照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约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未来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即便在盟军控制的地区，Vujnovich也明显感觉到SOE和OSS的矛盾。在巴尔干半岛，OSS的行动总有或明或暗的阻力，SOE掌握的许多情报也没有与OSS共享。
所以Vujnovich也可以体会Musulin的愤怒：为什么英国人有那么大的权力？给铁托的支援远远超过给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援？他甚至在一封电报里直接说：“赤着双脚，只靠勇气和伦敦电报，叫我们怎么跟德国人打仗？”
美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和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实际上英美两军的合作中分歧不断，艾森豪威尔曾抱怨说，宁愿与德国人合作都不想和英国人合作
不过，无论是Musulin还是Vujnovich，甚至哪怕是OSS，他们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分量。1944年3月，英军命令所有与米哈伊洛维奇接触的单位全部撤回，其中当然也包括Musulin。Musulin的上级清楚Musulin的态度，也支持他继续呆在南斯拉夫，为此向罗斯福总统做了特别申请。不过英国人的意志坚决，丘吉尔私下里找到罗斯福，要求Musulin必须撤出。
当年5月，Musulin终于回到了意大利。在了解到盟军对于米哈伊洛维奇和祖国军的种种判断之后，他更加气愤了，他找到一切机会与人辩论，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大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政治力量面前，他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他强忍愤怒，耐下心来写了十九页的报告，详细描绘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不过这无济于事，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佬们已经做出了决定，真相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
好在还是有人会听他的话。收到妻子的信件之后，Vujnovich把Musulin找来，问他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和敌后飞行员的情况，Musulin马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祖国军确实不是德国法西斯一伙的，在Pranjane聚集了很多美军飞行员，他们在祖国军的保护之下，人数不太清楚，估计大约有一百人。
Musulin很快发现，起码Vujnovich是站在他一边的。Vujnovich很清楚，因为OSS不提倡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共产党”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苏联，就像“法西斯”意味着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所以即便知道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的实际情况，大家也觉得无所谓，再怎么说，铁托毕竟是反法西斯的盟友。
Vujnovich并不同情共产主义势力，他也明白，在OSS内部某些“进步势力”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这种情形倒是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有几分相像。不过，基于他自己的塞尔维亚血统，基于他的妻子Mirjana的询问，也基于他之前历经千辛万苦的逃难经历，他下定决心必须救出敌后的飞行员。
深入敌后营救几百人，后勤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比后勤更大的问题是政治。在盟军内部，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被打上“通敌”的标签，没有人希望与“通敌势力”合作，大家都希望躲得远远的。哪怕Vujnovich已经和第15航空队的长官Nathan Twining商量过，同意发起救援，流程每进行一步都举步维艰。
无论多么紧急的情况，无论多么重大的任务，一旦涉及的人员过多，效率必然会下降，盟军也是一样。在盟军内部，官僚们已经习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工作方式，对这种事情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答复千篇一律：“我们确实希望营救这些人，但怎么与通敌势力合作？万一这是陷阱，谁来承担责任？”
此外，听到消息的英国人也在穷尽各种手段为救援制造麻烦——万一OSS的行动成功，从“通敌势力”手里救出几百名飞行员，岂不是很丢自己面子？
万般无奈之下，1944年7月4日，OSS的老大Donovan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许可此次救援行动。这封信花费了不少心血，遣词造句都极富心思，以合适方式表述了OSS和SOE的分歧。Donovan专门提出：尽管SOE在此地区已经有特工存在，我仍然要求获得许可，派出OSS自己的特工前往该地。
虽然Donovan的表达相当礼貌，但总统一眼看出了他的意思：让英国佬滚蛋吧，我们自己去把小伙子们救出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4年7月14日，华盛顿的答复传到了意大利。接着，地中海盟军空军司令Ira Eaker中将签署命令：同意组建营救部队（Air Crew Rescue Unit, ACRU）。
尽管英国人有各种不情愿、不配合，Vujnovich毕竟可以名正言顺开始策划营救了，虽然他知道这一定不容易：之前的营救行动是派特工潜入南斯拉夫，分发给养和地图，让飞行员自行逃亡。但是如今形势已经变了，至少有100名飞行员聚集在Pranjane，让大家分散逃亡显然不可行。
在Vujnovich看来，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援，派飞机把人带回来。他思考的越多，计划就越细致：先派一小队人马去当地，与被困人员建立联系，并寻找适合飞机起降的地点；同时在基地组建机队，准备营救行动。等到时机成熟，派出机队前往当地降落，搭载被困人员返航。
飞机好办，美军大量使用的C-47运输机就是合适的选择。这种飞机对机场没有特别的要求，皮实耐用。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驼峰航线”上，使用的就是这种飞机。在诺曼底登陆时，空投伞兵的也是这种飞机。
C-47运输机（民用型号为DC-3），二战中使用最广泛的运输机，至今仍有不少在飞行
瑞士名表Breitling有一架1940年服役的DC-3，2017年还巡游全球
机场难办，在敌后的山区，上哪里去找机场呢？现成的机场肯定是不用想了，哪怕寻找一块平坦的地区，但是Musulin撤出之后，OSS在当地已经没有特工。而且，祖国军和飞行员也没有工具，即便找到合适场地，也只能靠手工平整机场。可以想见，这一定很麻烦。
此外安全也需要特别考虑。为了给营救任务保密，应当派出尽量少的飞机。但是没有足够多的飞机，营救机队又会成为纳粹空军的脆弱目标，即便把人装上了飞机，最后还可能落的竹篮打水一场空。
综合考虑之后，Vujnovich得到了答案：首先在当地修建一个简易机场，然后在夜间派出尽量少的飞机，迅速完成降落、登机，分多次把飞行员营救出来。这个计划是大胆的，也是危险的，而且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计划。在这之前，必须有人深入当地，摸清情况，建立联系。Vujnovich不愿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他希望自己动手。
但是他很快遇到了阻力，国防部里传来各种反对的声音。计划本身已经是高风险，Vujnovich的“反共”立场也不是秘密，深入到已经被划分到斯大林势力范围的地区去执行任务，许多人并不喜欢这个决定。尽管Vujnovich知道会有阻力，他仍然决定试一试，亲自执行这次任务。
一天，国防部联络人给OSS在意大利的分部发来电报：“前海军人员反对George Vujnovich前去米哈伊洛维奇的总部。所以，他不应前往”。署名是罗斯福。“前海军人员”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在一战期间、二战初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担任英国海军大臣。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极力拉拢罗斯福，罗斯福有意冷淡丘吉尔，讨好斯大林
沮丧的Vujnovich只能圈定第二选择：让Musulin前去执行任务。可以想到，这个消息让Musulin欣喜若狂，他终于可以回到南斯拉夫了。与他一同执行任务的还有：来自华盛顿的塞尔维亚族后裔，中士Mike Rajacich。当然，无线电通讯也是相当重要的，OSS选定了来自俄亥俄州的Arthur Jibilian。尽管小个子的Jibilian不像Musulin那样让人望而生畏，但他同样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曾经在南斯拉夫执行过任务，最后费尽周折逃离德国人的追捕。对这次任务来说，他当然是值得信赖的可靠人选。
人选确定之后，行动的代号也已经选定：Operation Halyard（升降索行动）。Vujnovich告诉三名特工：“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把我们的人全都带回来，别的什么也不要想。不要给当地人做任何承诺，不要代表盟国说任何话”。本来形势就已经足够麻烦了，如果节外生枝，恐怕谁也无法交代。
伞降的时间窗口定在1944年7月15日到20日之间，最终定在了19日。当天夜里，特工们来到Brindisi，登上等候已久的C-47飞机——大多数执行秘密任务的飞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飞机上，大家既紧张又兴奋，期待着可以早日营救自己的同胞。
从C-47上跳伞的画面
出乎意料的是，跳伞指挥员（Jump Master）迟迟没有给出跳伞的信号。等不及的Musulin询问原因，只听见他用纯正的英国口音回答：着陆区没有信号指示，我们发了信号，但地面没有响应。这次行动只得中止——安全返回还可以再做计议，若是受伤或者落入盖世太保手里，损失可就大了。
第二次空降，因为目标地点有暴风雨，必须中止。第三次空降，因为地面高射炮火太猛烈无法进行，只能返航。
连番出动而又连番退回，Musulin他们不由得怀疑起来，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捣鬼。仔细检查之后发现，第一次之所以地面没有信号，是因为英国飞行员搞错了坐标。所以第四次，飞机起飞之后他立刻去找飞行员核对坐标，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伞降地点竟然不是飞行员们所在的Pranjane，而是铁托游击队的地盘。Musulin大声质问飞行员怎么回事，才知道目标地点是“英国上级”选定的。更让Musulin吃惊的是，他发现机舱角落里还默默坐着一个铁托游击队的战士……
然后是第六次空降，看起来一切正常，天气正常，飞行顺利，也没有搭载多余的人。就在跳伞指挥员给出信号，让他们出舱的时候，Musulin忽然感觉到不对，他仔细往下看，才发现飞机此刻紧邻着战场，透过舱门可以看到枪炮的火光，还有各种车辆的影子，隐隐还有重武器的巨响——英国人想把他们直接空投到激烈交火的战场附近！
返航之后，盛怒的Musulin小分队径直找到Vujnovich：要执行任务，我们需要美国人的飞机，美国人的机组，美国人来当跳伞指挥官！
终于，1944年8月2日夜晚，3日凌晨，Musulin带领的小分队成功降落在Pranjane附近。
其实，就在Vujnovich和Musulin在努力推动营救计划的同时，被困在Pranjane的飞行员们也没有干等，他们一直在努力联系第十五航空队，希望获得救援。
能够联系司令部的唯一渠道是通过短波无线电台，以摩尔斯电码发电报。信息越详细，功率越大，被司令部收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们也清楚，这样做很危险。发电报的时间越长，电报功率越大，就越可能暴露他们的位置。不过，米哈伊洛维奇还是点头，同意他们使用无线电。
冒着巨大风险发出求救信号之后，美国小伙子们能做的就是在提心吊胆之余，焦急等待回复。但是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德国人没有来，回电也没有来。大家琢磨来琢磨去，猜到了原因：第十五航空队应当是收到了无线电，但他们无法判断这消息是不是真的，谁也不敢保证，这是不是德国人设下的圈套。
既然如此，只能想办法让总部相信，这的确是自己人发来的电报。但是如今已经不可能约定什么加密通讯办法，该怎么办呢？
一名飞行员Thomas Oliver想出了办法。在基地时，他和负责无线电收发的人走的很近，所以了解他们的工作。Oliver想到，可以设计出一套编码，尽管它是明文的，大家都看得到，但德国人看不懂，只有美国人能看懂。
要发字母A，就说“意大利Lecce的军官俱乐部的酒保的出生地的第三个字母”；要说字母B，就说“Brindisi的情报官员名字的第四个字母”…… 这样会让电报的长度大大增加，不过德国人即便侦听到了，也无从知晓具体的含义。但是，盟军收听到之后，可能同样无从判断真实的意思。所以，还应当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来表明身份。
于是最后，求救信息就非常精简了（这里省略了“用一句话描述一个字母”的部分）：Mudcat driver to CO APO520……Shoot us workhorses。
Oliver曾经在一架昵称Fighting Mudcat的轰炸机上担任领航员，CO APO520则是第十五航空队下达过的任务指令。Workhorse是美国空军对C-47运输机的昵称。
这封电报当真被盟军无线电收发员看到了，尽管他觉得意思很奇怪，完全无法理解，踌躇了半天之后，还是把电报交给了第十五航空队司令部。在那里，一名情报官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了几个小时，终于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还有细节让他困惑，他只能猜测，这些信息与第459轰炸机中队有关。于是他带上这份电报前往459轰炸机中队，找到中队长Christi少校。Christi虽然一头雾水，但对此也相当有兴趣。两个人对坐讨论了很久，Christi灵光闪现——这是Oliver的机组发来的消息。“老天，赶紧去营救这些家伙吧！”
在Pranjane，苦苦等待的美军飞行员终于听到了回音：“定于7月31日或之后第一个晴朗夜晚行动，做好准备”，这是一个让大家欣喜若狂的消息，终于联络上了！
不幸7月31日晚气象条件不好，所有人只能继续等待。8月2日晚天气终于好起来，焦急等待的大家听得到天空中隐隐传来引擎轰鸣，他们仔细听了会儿，迅速点亮火光作为接应信号。
在天上，“全部是美国人”的任务小组也看到了火光，确认这就是要跳伞的地方。不过且慢，他们还要先把装满药品和衣物的柳条箱推下去——Musulin坚持要带上衣服，老百姓实在过得太惨了。
接上头之后的第二天，Musulin他们立即开始勘查着陆场。当地人告诉他们，四周唯一可供使用的是山坡上的一块平地，大概50米宽，640米（700码）长。Musulin知道，对于C-47运输机而言，700码是最短最短的起降距离了。而且这意味着不能顺风，机组不能有丝毫大意，载荷必须尽量轻……
总之，一切都必须做到极致，才可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完成起降。但是，已经没有其它选择了。
就这样，200名美军人员加上300名当地村民，不停歇地开始修建着陆场。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全靠人手，加上60辆牛车，把大块石头抬走，运来小块石头填平坑洼。期间，还要防止被德国飞机发现。一旦放哨的人大喊“德国飞机”，所有人必须立刻疏散到四周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六天之后，也就是8月8日，着陆场已经基本就绪。当务之急是尽快展开救援，每多一天，着陆场被德国飞机发现的机会就大一点，大家回家的希望也就小一点。Musulin下达了命令：“Jibilian，告诉Bari我们准备就绪，明晚开始营救行动。”
8月8日夜晚，几乎所有人都睡不着，都在期待第二天夜晚到来。白天更是难熬，但大家也只能在紧张中等待。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队德国“斯图卡”轰炸机飞了过来，新修的着陆场那么平整，很容易被发现。轰炸机的机枪可以扫射人群，炸弹可以破坏机场，让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出现了一群牛，来到着陆场上四处啃食青草。这简直是绝妙的伪装——山坡上的牛群，这景象在塞尔维亚再普通不过了。
8月9日晚，天空一片漆黑，但是能见度不错，正适合执行任务。按照之前的约定，本次任务一共派出6架C-47，每架飞机搭载12人，当晚一共撤出72人。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飞机终于出现了，尽管不是约定的6架而是4架，但这不要紧，它们的出现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互相发送闪光信号确认完之后，第一架C-47开始降低高度，准备着陆了。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飞机降落。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终于，起落架接地，然后是尖利的刹车声。飞机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距离跑道尽头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忽然引擎的声音不断加大，飞机开始加速，然后腾空而起。很显然，跑道太短了，不够飞机降落。
尽管飞机还没有离去，但大家的心里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再不甘心也必须承认，几个月来的努力成了徒劳，所有的期望都落空了。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另一架C-47降低了高度，看来是准备降落了。瞬间，所有人燃起了希望。第二架飞机的飞行员看来技术更高超一些，他早早接地，就在快到跑道尽头时，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可以想到，迎接他的是所有人的欢呼声。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飞机陆续着陆——没错，第一次着陆失败的那架C-47也成功了。
这天晚上，受伤最重、最虚弱的48人登上飞机离开了。剩下的人都在为他们欢呼，对回家的渴望也无比强烈。尽管当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所有人都不愿意离开着陆区，仅仅望向意大利那边的天空，也已经让许多人满足了。
Musulin的小组也第一时间给总部发报：夜间营救实在太过危险，建议后续行动尽量改在白天——尽管这样非常危险，30公里之外就有一个德军基地，虽然此时德军已经每况愈下，但该基地仍然保留着少数战斗机，时刻可以威胁到营救行动。
第二天早上，兴奋了一夜的大家逐渐感到疲倦，他们逐渐明白了，期望归期望，营救总归要按照约定计划来，在这里干等是不会有结果的。
然而8点刚过，天空中又传来飞机的轰鸣。众人仔细观看，结果喜出望外，因为这次来的机队更加庞大：整整12架C-47运输机，还有1队P-38“闪电”战斗机和一队P-51“野马”战斗机护航。“野马”的机尾是鲜艳的红色，这正是那支鼎鼎的“红色机尾”编队（the Red Tails, Tuskegee Airmen，正式编号是332战斗机中队），全部由黑人飞行员组成的战斗机中队。
“红色机尾”涂装的P-51战斗机
“红色机尾”的飞行员们
P-38和P-51上下翻飞，四处扫射周围的德军基地，C-47鱼贯而入，悉数降落在简易机场，不紧不慢地装上144人，腾空而去。显然，对美军来说，营救已经变得轻车熟路了。
在这之后，在8月12日、15日、18日又组织了三次救援，一共撤出了248人。每一次撤离都让人印象深刻，飞行员和当地人挥泪告别，登上飞机的飞行员们尽可能给当地人留下点东西——“祖国军和塞族人的衣服和鞋子太破了，许多人的鞋子都不合脚，所以我们一上飞机，就把鞋子脱下来扔出去”，除此之外，还有手枪。而塞族人实在太穷，他们能送出的只有毯子之类的手工制品。
米哈伊洛维奇曾经问Musulin，能不能把两个受重伤的祖国军战士送去意大利接受治疗。Musulin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然而，他们刚下飞机就被铁托的游击队战士指认出来，提出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最后大家各退了一步，Musulin没有上法庭，但以后再也不能参与营救，同样身为塞族后裔的OSS特工Nick Lalich成为他的继任者。
同样是面对米哈伊洛维奇的请求，Lalich得到的命令是：继续执行营救计划，但不能对塞族人做任何承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营救行动仍然在断断续续进行。Jibilian回忆说：“因为天气不好，我们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营救。不过说实话，这并不是原因。” 就在这段时间，第十五航空队尽力为祖国军战士和塞族人运来了补给，甚至运来了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帮助当地人治疗。
据统计，到1944年底Operation Halyard结束时止，一共有502人获救，其中417人来自祖国军控制的地盘，其中343人为美国人。
2年后，铁托正式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遭到逮捕，并以“通敌”罪名被处死刑。尽管当年获救的美军飞行员进行了抗议，美国政府仍然选择了冷处理。1948年，美国政府为米哈伊洛维奇颁发了功勋勋章（Legion of Merit）。
杜鲁门总统颁发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功勋勋章
2004年，塞尔维亚政府为这次撤离行动举行了60周年纪念仪式，两名当年撤离的老兵Clare Musgrove和Bob Wilson到场参加。第二年，功勋勋章被正式颁发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女儿Gordana Mihailovich。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纪念仪式上为米哈伊洛维奇献花环
如今在Pranjane附近的米哈伊洛维奇雕像
2010年，95岁的Vujnovich被授予青铜星章，赞扬其在Operation Halyard中的非凡表现。2年后，Vujnovich去世。
参考资料
《战争史》，约翰·基根著
The Forgotten 500 by Gregory A. Freeman
Stalin's Englishman by Andrew Low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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