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尤其是儿童的教育，毫无疑问是当下的热门话题。仔细看大家的讨论，会发现很多矛盾，比如许多家长一方面主张“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一方面小孩出国读书的年龄又在不断降低。从逻辑上看，似乎这些人并不满意于“最扎实”的教育。
那么，与国内教育相对的，西方的教育又怎么样呢？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有无数的出版物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教育。不过，他们似乎都来自中国家长的观察，陈述自己孩子出国念书的体验，而鲜有反向的文本，也就是西方家长讲述把孩子送到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体验。
恰恰因此，Lenora Chu（莱洛纳·朱）女士的叙述就非常有意思了。朱女士是华裔美国人，怀着好奇，也怀着“让小孩接受更扎实基础教育”的梦想，把孩子从美国送到上海，从幼儿园念起。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中文版叫《中国小小兵》。
当时经济危机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相当黯淡，所以他们的朋友都赞成这个决定：让孩子学中文，是未来相当有用的本领；让孩子接受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无疑也对孩子的成长帮助甚大……总之，大家不只是赞成，甚至是佩服。
这实际上也是朱女士和她的丈夫罗布（Rob Schmitz）的决定。罗布出生和成长于美国的小镇，去过许多国家，会好几种语言。在游历了全世界之后，他深深希望孩子从小能在多语言环境里长大，接触不同的文化，知道世界有多么广大，长大了成为世界公民。
带着这样美好的希望，一家三口搬到了上海，中国最发达、最现代化，同时也是“对外国人最友好的城市”。然而，在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让雷尼进入上海一家颇有名望的公立幼儿园之后，朱女士第二天就被震惊了。她的儿子雷尼，这个从来不吃鸡蛋的小朋友，在放学的时候，竟然嘴里有鸡蛋。
朱女士询问之下，才知道雷尼遭遇了什么。原来他拒绝吃鸡蛋之后，他们班的陈老师命令、最后是用强迫的方式，把鸡蛋塞进他的嘴里。雷尼再拒绝，老师再塞。再拒绝，再塞……到第四次，雷尼终于把鸡蛋吞了下去。
对朱女士来说，按照她在美国养成的思维习惯，这种“强迫”孩子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儿科医生和营养专家都强调，不要因为食物引发战争，不要强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不要让用餐成为焦虑的来源，食物应当用来享受，而不是造成困扰……
依照朱女士的做事习惯，她要到幼儿园直接找陈老师谈，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朱女士的意料，陈老师大概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家长，几句话就驳得她哑口无言：对孩子来说，一味的鼓励、讲道理，其实没有用……“鸡蛋是有营养的，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吃”。
不但如此，几天之后，陈老师还找朱女士提出要求：“请不要在孩子面前质疑我的做法”。可是朱女士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孩子从小接触也没什么不好。然而陈老师同样很熟练地反驳了她：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和老师应当互相配合，而不是互相较劲。而且，老师要面对很多个孩子，如果孩子的家长都表达不一致的意见，老师就无法有效照料这么多孩子。“家长应当懂得理解老师的处境”，或者按照园长的话说，“我们不挑孩子，但我们挑父母”。
由此，朱女士深深感到，关于如何教育孩子，孩子要如何说话做事，似乎有一套规矩，孩子身边的每个角色都扮演应当扮演的角色，如此形成合力——在幼儿园家长的沟通群里，“老师辛苦了”、“老师太棒了”、“收到，我们马上准备”，几乎是每位家长最常见的反馈。
当然，上面说的“每个角色”，不限于老师、家长，甚至照顾孩子的阿姨也是如此。
入乡随俗，朱女士也尝试请阿姨在家照料雷尼。同样出乎她意料的是，阿姨似乎也在引导孩子按照“这套规矩”来。第一位上门的唐阿姨，因为雷尼吃饭“不听话”而选择离开，“我听说，国外的小孩就是不听话”。而她的继任吴阿姨，一开始表现得很好，仍然因为雷尼午睡时“不听话”，不“把头放好”，最终离开……
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雷尼如果不安心午睡，就会被教导说“快睡觉，快闭上眼睛，如果不睡觉，就叫警察来”。这种教导也让朱女士感到很诧异，因为在她受教育的经验里，警察应当是陷入困难时求助的对象，以照顾弱者为天职。
朱女士虽然好奇，但不久就了解到，其实这种教导和警察之间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如果雷尼不刷牙，就会被教导“不刷牙，虫子会从牙齿里跑出来，把你的脸都吃掉”。她发现，“警察”和“虫子”，扮演的其实是同一类角色。自己之所以对“不午睡就叫警察”特别敏感，完全是因为文化差异。
如果朱女士的叙述全部集中在罗列这些文化差异的细节，而没有去做更深层次的反思，那么即便这本书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教育，仍然是一本浅薄之作。所幸，这本书并非如此。
反思的机遇来自返回美国之后的发现。无忧无虑躺在大草坪上，悠闲地欣赏着蓝天白云的雷尼，忽然问起他的父母：“在美国呆的这么开心，自由自在，在中国总是有人管这管那，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呢？”
是啊，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呢？
朱女士和罗布马上就找到了答案。雷尼虽然是个“美国孩子”，但他的言行，明显又与他的兄弟姐妹，那些寻常的“美国孩子”有区别。
雷尼见到长辈、亲戚或父母的朋友，哪怕他自己并不认识，仍然会大方地打招呼，因为这是幼儿园训练的结果。一般美国孩子在幼儿阶段，如果对陌生人没有特别的兴趣，一般不会特别搭理，最多是礼貌性地应付一下，父母也不会去强迫。不管孩子的感受如何，对方的感受和评价都是很好的，认为这个孩子很懂礼貌，会尊重人。
如果跟人打招呼还只是“社会礼仪”的层面，那么在身体健康的层面上，也可以发现明显的区别。
雷尼“本能”排斥加工食品，以及高糖、高热量的食品，而把蔬菜当成饮食的必备。要知道，美国不少孩子从小就喜欢加工食品，尤其是高糖、高热量的食品，吃华夫饼时一定要抹上厚厚的一层糖，相反，吃蔬菜成了老大难。
虽然科学已经告诉大家，高糖高热量食品不利于健康，而蔬菜是健康生活必不可少的，但这大概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偏好，除非刻意训练，否则很难改变。而雷尼的幼儿园恰恰特别注重这一点，每天都由食堂师傅把新鲜的食材做成可口的饭菜，久而久之，这种习惯已经内化到雷尼的生活当中。
由此看来，雷尼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无论是人际交往中的礼仪，还是健康饮食，确实可以说是“为你好”的。这种“为你好”不是某些人说的，成年人彰显控制欲的伪装，而是一种不自觉地惯性和习俗。只不过，它似乎“不在乎手段，只在乎目的”，或者换句话说，老师、家长、阿姨等等各种角色同心协力，为的是把“为你好”的一整套做法、观念、规矩，“植入”孩子的脑海中，重要的不是如何植入，而是植入有没有成功。
从这个角度出发，朱女士就理解了更多的差异。她之后又特别比较观摩了小学生的数学课堂，更是如此。
初看起来，美国的数学教学相当“散漫”，老师和同学坐在一起，围成一圈，不分高下。老师先从一把尺讲起：“这是一把米尺，上面的刻度，粗的是厘米，细的是毫米(centimeter)”。然后老师引导同学们从centi这个词出发，联系到生活实际。孩子们给出的答案天马行空，老师却极有耐心，不会生气。在各种答案之中，有人提到蜈蚣（Centipede），还有人提到世纪（Century），由此老师引出“一百”的含义。然后，老师再把尺发给孩子们，让他们去测量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事物，从中形成对数字的形象认识。
这种教学看起来妙趣横生，但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的课堂。在美国孩子们还拿着尺在满世界到处玩乐的时候，中国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有模有样地学习四则运算了。老师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点到哪个同学，哪个同学就要起来背诵九九口诀表。背出来是“天经地义”，背不出来才是“难以理解”。
两相比较，朱女士认为，中国老师比较注重“数学概念”，似乎总是在前方引入新知识，拉动孩子进入更深的领域，家长担心的是孩子是否会掉队。而美国老师比较注重“数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似乎总是想用已知的东西去拼凑出未知的模样，以“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为原则。
两种办法，哪一种更好？
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抽象地去做这种比较，是没有答案的。谁也不比谁更傻，谁都在不停学习进步。美国的做法看起来很人性，但掩饰不了美国学生数学平均成绩差的客观现实。中国的做法看起来速度很快，但许多学生和家长内心的压力和焦虑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重要的是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从之前“为你好”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到一种解释。在中国，数学似乎被认为是社会生存必备的能力和素质，而且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危险。那么，无论用什么方式学数学，重要的是让孩子掌握这种能力，哪怕他们因此对数学深恶痛绝，至少长大之后不会被社会抛弃。
而在美国，数学并不被认为是“社会生存的必备素质”，许多人甚至浅尝辄止，早早认定自己“没数学天分”，就此放弃。这种情况确实让人可惜，不过美国社会提供的选择更多，所以即便你数学确实不好，也可以放心去搞娱乐、搞体育，照样能自立于社会。
如果看新闻就知道，美国时常有政客被爆出“缺乏最基本的数理化甚至科学常识”——反过来讲，这也说明，数学并不在“人生成功”的关键路径上。美国的课堂可以相对奢侈地做到“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数学拿高分并不是人人都看重和追求的目标，所以拿高分的都是对数学真正有兴趣的人，他们许多人会由兴趣驱使，将来走上专门研究数学的道路。
看到这里我不能不说，朱女士观察到的现象，其实并不单独存在于数学的学习中。
我自己经历了学习乐器的过程，也稍微留意过学习乐器的孩子。我发现，起码在学钢琴这回事情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看国内学钢琴的孩子，往往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手型、指法、节奏、坐姿等等方面，苦练基本功，所以无论天赋如何，常见的名曲都能弹下来，考级时一般也能考出不错的成绩（这也是不少家长最在乎的）。代价是，许多孩子享受不到音乐的乐趣。一方面，对弹钢琴的兴趣越来越少，甚至开始憎恶，考级完之后就不再碰琴；另一方面，即便大家凑在一起合奏，也是如同广播体操一般，很少有“玩音乐”的乐趣，即兴演奏就更是无从谈起。
再看国外学钢琴的孩子，许多人的基本功真是一塌糊涂，手型、指法、坐姿似乎毫无章法，节奏也远没有国内孩子那么沉稳。但是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考级，所以大多能乐在其中，把自己喜欢的曲子，按自己喜欢的表达弹下来，逢年过节、家庭聚会的时候，伴奏助兴并不是难事。不同的乐器在一起合奏，也是非常让人迷恋的时刻。但是，因为基本功不够，许多人只能止步于“玩票”或者“高级玩票”的阶段，如果要继续提升，需要的艰苦训练（哪怕是“补课”），绝不会比国内的孩子更少。
两相比较，你很难简单认定哪种“更好”。在我看来，这反倒有点像《笑傲江湖》中的场面。独孤九剑当然是很厉害的武功，但“以无用乃为大用”实在太过精妙，必须有令狐冲那样的天资才能领悟，否则迟迟不得其门而入。而辟邪剑法虽然较为逊色，寻常人士如果刻苦练习，一般情况下也足够行走江湖。
身为家长，要为孩子选择哪种剑法？这不但与个人的天资有关，也与社会提供的选择有关。如果深处民生艰难、江湖险恶，习一门剑法防身当然是必要。如果天下太平、选择繁多，那么不练剑法，或者单纯玩票两下，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此，选择一定是具体的，既与本人的特质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不可一概而论。
由此引申开去，如果你也对《中国小小兵》有兴趣，想找来看看，我也希望不要局限于“中美育儿方式比较”，完全可以有更多层次的视角。
今天有许多对中国育儿方式的指摘，但中国历史上，“幼年”和“成年”的范畴本就不够清楚。历史学者熊秉真比较“训幼”文献发现，历朝历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导上普遍带有功能论的色彩：儿童教育的目的是“学做人”，是早日养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成人特质，如此，日后才能“成人”。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实用的选择，当然具有坚韧而持久的惯性。
而朱女士叙述中“自然而然”的某些想法和做法，也并非“美利坚特有”。美国学者安妮特·拉鲁在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中，详细比较了十二个美国家庭的育儿状况，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朱女士那种强调“讲道理”的沟通、容许孩子反驳，以及把家长对学校教育提出不同意见视为平常的做法，其实只属于高学历的专业中产阶级家庭。这样培养的孩子具备比较强的“权利感”，长大以后善于运用思考、语言，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将来有助于进入白领劳动市场。
在美国，劳工阶层的父母同样强调孩子的“服从性”，不鼓励孩子挑战父母的权威。这些父母的内心对学校和老师也有距离感和畏惧感，尽管不同意专家的意见，却多表现出顺从、赞同、配合，对既成的体制有种天然的无奈。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容易在大规模制造业以及一部分服务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
如果再推远一点看，如今大家习以为常的，儿童所具有的天真无暇、浪漫可爱的特质，其实也只是晚近才有的观念。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在欧洲历史的很长时间里，儿童只不过是成人的缩影，儿童的活动安排也与成年人大同小异。只有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儿童不同于成人”、“童年神圣”等等观念才逐渐流行开来，“育儿”才逐渐成为专门的领域……
所以在我看来，今天许多父母为之殚精竭虑的子女教育问题，其实也无非是在一段逐渐展开的历史脉络之中，父母自己也身处其中。既然如此，就不必太过纠结门派之见、优劣之分。与其时常纠结“哪个更好”之类的绝对比较，不如多多阅读、多思考、多和孩子交流，从更宽阔的角度来想想，自己的孩子真正适合什么。这，恐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