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2015年拍摄的《间谍之桥》的题材堪称“美国主旋律”，电影本身没有太多惊喜但精致完整。本来它或许只能算一部“扎实”的作品，但是认真以冷战为题材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还是相当值得一看的。
长期以来我对冷战史都比较感兴趣，虽然远远谈不上“了解”，还是犹豫要不要借此机会谈谈我的看法。恰好，上周五（2月26日）《晓松奇谈》里高晓松也讲到了这部电影，他的观点和我的类似，电影本身没有太多好谈的，历史却是相当值得侃的。所以我就借机谈谈冷战，权当一个冷战票友的调侃，大家但听无妨。
许多历史事件，后人看来往往会“发现”一条主流的脉络，把握住了它就把握住了时代和历史。但真正的事件往往是由交错甚至冲突的若干事件综合促成的，不起眼的小事件很可能导致发展的方向的剧变。习惯了对历史的过分简化，往往会丧失对复杂现实的把握能力。对于冷战，正是这样。
首先谈谈“冷战”的起源。通常认为，冷战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挑起的，比如邱吉尔有著名的“铁幕”演讲；相反，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是希望进行“议会斗争”的，被逼无奈不得不兵戎相对。在高校的政治课堂上，许多看来“开明”的老师也持这种观点。但是，我不同意。
二战结束之后，除去美国，其它大国的生活状况都很惨。尤其美国有了原子弹，苏联还没有，加之斯大林其实更多是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他考虑更多的并不是世界革命，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与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武装对抗，而是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这种考虑反映在中国政策上，就是要求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对抗。这种要求，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实际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早已有之。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在陕南进入几乎绝境的时候，意外捡到一张《大公报》得知陕北还有一支红军存在，这才放弃了通过外蒙打通苏联的计划，前往陕北生存下来。同时，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一直没有建立大功率电台，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所以依然保留着与国民党斗争的原定方针。1936年来到陕北之后中共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共产国际已经转变了斗争策略，连发电报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联合抗日，故而当年中共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国民党连发呼吁电报。再往后，双12事变之后中共对蒋介石的采取“合作”态度，也是共产国际意志的体现。所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是有历史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鼓舞了斯大林，所以（在没有告知中国的情况下）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朝鲜战争谁打响了第一枪并不重要，只要看开战之后的情势就可以知道谁希望发起战争。北朝鲜人民军在150多辆坦克的支援下势如破竹，而南朝鲜军队甚至连反坦克武器都没有装备。
斯大林之所以敢于放手让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另一个依据是，他判断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并不会直接干预，所以这充其量是一场“两个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斯大林的这种考虑也是有道理的，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丘吉尔、艾奇逊等等主张全面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始终是少数派。在远东，美国彻底失去了对蒋介石政权的信心，放任中国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艾奇逊等人四处宣传共产主义的威胁，始终没有得到多少回应。
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上，朝鲜战争爆发了。这绝对是冷战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对资本主义阵营来说，“世界革命”、“冷战”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的恫吓，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甚至无法判断这种威胁有多大。于是“联合国军”直接参战之外，第七舰队还需要开进台湾海峡，防范事态进一步扩大。结果，即便金日成出兵是暗地里和斯大林勾兑，并没有事先通知中国，但是面对金日成的恳求下，中国仍然选择了出兵朝鲜，举全国之力与联合国军对抗三年。斯大林对此是感激的，支援给中国的大量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资料，都给出了相当低廉的价格，甚至是白送。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导演战争，牺牲中国利益的初衷。
回顾整个朝鲜战争，打了三年还是回到三八线，真正的策动者其实是北朝鲜与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命运都是“意料之外”被牵涉进来反而成了战斗主角。所以美国人在停战协议签字时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实正是这个意思。
这里可以顺道说的是，联合国历次出兵都是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进行的。只是因为朝鲜战争之后，“联合国军”对我国太敏感，所以之后都选择了其它译法——比如海湾战争，就是伊拉克与“多国部队”之间进行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和领袖问题就逐渐浮现出来。从国家上讲，苏联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哥，但从领袖资历和脾气上说，毛泽东未必服气赫鲁晓夫——即便对斯大林，毛泽东也是不服气的。尤其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出现了分歧，许多人都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莫斯科的大学生甚至说出了“且慢，让我们来听听毛泽东是怎样说的吧”的话。对这样的倾向，“老大哥”当然不能接受。
当时苏联已经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赫鲁晓夫已经清楚核武器的威力，知道核大战打起来就是世界末日，所以提出了“三和两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策略。中国本来就不再服气“老大哥”，又被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果所鼓舞，当然不愿意接纳这样的方针。“苏修”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不再积极发动世界革命、与资本主义阵营拼命了。
《间谍之桥》讲的，恰恰就是1957年的事情。这一年赫鲁晓夫已经基本站稳了脚跟，有了足够的信心。而且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共产党员，他有足够多的技巧来应付各种情况。所以在U-2间谍飞机被击落之后，苏联方面并没有马上宣布这一消息。而美国方面之前就要求飞行员在飞机被击落时必须启动自毁装置，同时不能被对方俘虏，所以认为飞行员鲍尔斯已经死亡，于是发了个声明说“一架气象飞机失踪”。直到赫鲁晓夫突然公布人证物证，宣告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破坏世界和平，美国政府被搞得灰头土脸。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才愿意用苏联间谍阿贝尔换取鲍尔斯。
当然，这种交换不能公开进行，只能以民间的名义私下进行。《间谍之桥》的主人公多诺万先生就是临危受命，促成了这桩交易。整部电影对当时的细节还原相当逼真，气氛营造也非常到位。熟悉历史的朋友看起来，当然会大呼过瘾。
实际上，U-2飞机到底是如何被击落的，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公论。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苏联间谍潜入了白沙瓦的美军基地，把U-2飞机的高度表旁的一颗普通螺丝换成了磁性螺丝，导致高度指示欺骗了飞行员。网络上还有很多写的有鼻子有眼的故事，但真实性存疑。从逻辑上分析，在没有液晶多功能显示器之前，飞机仪表众多而仪表盘空间有限，所以都是密密麻麻排布的。如果螺丝有那么强的磁性，其它仪表也会受到干扰。所以在没有见到仪表盘和螺丝位置之前，我始终无法相信。
击落U-2飞机并羞辱美国政府，为赫鲁晓夫挣足了威信，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超英赶美”的口号，最初是为了和苏联竞赛提出的——既然苏联要超越美国，那么我们就要争口气超越英国。可惜大干快上的豪气，并没有获得苏联新闻界的关注，这大概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一个明显的结果是，1958年金门岛万炮齐轰，在这之前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弄得相当被动。此后双方嫌隙愈演愈烈，最终结果就是中苏分裂。
在美苏关系上，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台，富家子弟肯尼迪（JFK）当上了美国总统。面对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赫鲁晓夫，“愣头青”肯尼迪当然不是对手，1961年的会谈让他进退维谷，而后失声痛哭。不过美苏之间，除了领导人个人的对抗，还有制度的较量。赫鲁晓夫对外要面对意气风发的肯尼迪，对内还要应付各位中央委员的诘难。而肯尼迪尽管开头表现不佳，却有职业智囊团的全力支持，根本没有“后院失火”的担心，终于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扳回局势，赫鲁晓夫只能黯然下台。
关于肯尼迪获得的支持，基辛格有过形象的论述让我印象深刻。基辛格说：我和肯尼迪在一辆刹车失灵、高速开往悬崖的车上，但是我甚至都不能说“刹车”，我能问的只有“油还够吗？还用不用加速？”
我时常觉得大家都生活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并非决定性的力量，因为总会有莫名出现的力量把我们引导到意想不到的方向。我对冷战感兴趣，是因为刚上大学时晚自习常常不务正业，去各院系听讲座。误打误撞听到历史系的崔丕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历史学系主任）讲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历史。台上手夹香烟的老师讲得出神入化，台下理科院系的学生也听得兴致盎然，我由此知道了冷战的另一张面孔，也记住了沈志华、杨奎松等等名字，从此自己找书看，慢慢拼凑起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如果你对我的观点有疑问，欢迎给我留言。如果你因此对冷战感兴趣，可以阅读下面几本书。
《中苏关系史纲》，沈志华著（最好阅读第一版，后续版本据说有删减）。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
《美国、俄国和冷战》，沃尔特·拉费伯尔著。
《零年：1945现代世界的诞生》，伊恩·布鲁玛著（打仗刺激吗？看看战争结束之后的惨状吧，强烈推荐）。
《柏林1961》，弗雷德里克·肯普著（新闻记者的作品，很好读，强烈推荐）。
最后推荐南桥（方伯林）先生的公众号。
国内的很多公众号尽管文章嬉笑怒骂十分讨喜，但信息量和逻辑都有硬伤，看完的收获只有“爽”字而已，难免让人心生厌烦。南桥先生久居国外，文气平和认真而不失幽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角度和咨询，往往不但能指出问题所在，还能介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是如何看待、解决这种问题的。对于不愿一味埋怨、还想要寻找希望的读者来说，看完南桥的文章往往会感叹“吾道不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