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看到这篇文章的你，最早是从哪里知道圣诞节的。但我想，一定和我的经历不一样。
我很小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上小学——只知道新年（元旦节）是可以放假的。有一年，母亲忽然说，要过新年了，为了迎接新年，我们要给家里大扫除。大扫除本身没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打扫完毕，母亲忽然跟我说：在家里找到一封信，是写给我的。
当时我还不认识字，只能让她念给我听。原来，这是个叫“圣诞老人”的老爷爷写的。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悄无声息地给小朋友送礼物，并且留下一封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茁壮成长。
奇怪，圣诞老人到我们家来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而且，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平时喜欢干什么，写信写得那么详细？……
带着这一连串问题，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讨论了半天，大家都说没有收到什么礼物，也没有信。有人说，“肯定是你妈妈装的”。但我一口否决了，因为妈妈肯定不会骗人的。那么，这封信真的是圣诞老人来送给我的吗？
虽然没有答案，但是日子久了，我慢慢忘记了圣诞老人这回事。
结果第二年，又是快到元旦的时候，家里又要大扫除，又找到了圣诞老人的信。圣诞老人不但继续鼓励我，还知道我对他的疑问，所以他说，他都是夜里悄悄来的，为的是不打扰小朋友们晚上休息。
看来，真的有圣诞老人这回事。
那时候电视上开始播外国动画片了，我逐渐了解到，圣诞老人是个白胡子、红衣服的老爷爷，每年圣诞节的夜晚就坐着雪橇给小朋友们送礼物。院子里那么多小朋友，圣诞老人只来我们家，这真是一件让人得意的事情。只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想清楚，圣诞老人不都是从烟囱爬进屋的吗？我们家明明没有烟囱，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于是下一年，我说圣诞节的晚上不要睡觉，要一直守着，看看圣诞老人长什么样子。然而孩子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好奇心也敌不过瞌睡虫。不出意料的是，等第二天早上醒来，枕头底下又有圣诞老人的信。
就这样，这个故事持续了好几年。每年收到的什么礼物我已经忘记了，但留下的那封信是我印象深刻的，总是情真意切，总是热情满满，而且总是充满童趣，一点也不讲大道理。可是，圣诞老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家，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直到后来有一天，也许是我足够“懂事”了，也许是我会辨认笔迹了，母亲才终于承认，圣诞老人是她装的，那些信都是她写的。奇怪，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被骗”或者失落的感觉，脑子里似乎只有“哇，我终于直到背后的答案了”的惊喜。
故事讲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我母亲出生在普通家庭——外公是孤儿，外婆抗日战争时为躲避日本人从武汉跑来湖南落脚，无依无靠。我母亲从小成绩都不错，高中毕业后被推荐（文革中都是组织推荐）进入湖南大学读化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化工相关的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好几次应邀在石化系统组织的全国培训班上授课。纵观她的工作经历，无论是之前在石化行业，还是后来转战贵金属检验、食品药品分析等领域，都在持续学习，都是亮晶晶的业务骨干。至今，她保持着我家最高的学历（并列）和技术职称（独享）。
另一方面，她又在我身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比如八十年代出去讲课，每次都带上我，告诉我“要有本领，才有公费出差的机会”，这可以算言传身教了；我很小的时候去她实验室玩，把水银温度计打破了，她立刻制止我去摸，立刻找来硫磺洒在水银上，立刻开窗通风，完了仔细告诉我其中的道理，那算是我最早的自然科学启蒙；再比如我在中学，所有的英语课文都要在家里默写、背诵，由我母亲检查核对，所以英语的基础还算不错，在学校听同学说家长辅导不了自己功课，我一度以为是天方夜谭。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我母亲是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组织活动（但又不“过分积极”），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参观过毛泽东、刘少奇故居（“组织活动”的一部分）。我长大以后，她跟我说起之前工作的许多事情，有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有次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又相信“组织上”的公正，所以写信去申诉，本来只是简单描述事情经过，但经人指导，又在申诉信里写下“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以我的党性保证”，当然事情最后得到了解决。对了，我母亲是个较真的人，有次买了一卷质量有问题的乐凯胶卷，她写了几封信到乐凯厂，终于厂方寄了一卷新的胶卷来。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也不算平常。
每次当我把这一切综合起来，我总觉得，这样一位母亲，似乎很难和“假扮圣诞老人”结合起来。那个年代父母的刻板印象大概是很一本正经，很不“开化”，难得有这样的想象力；今天的父母也未必有这样的耐心和时间，大家更习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或者即便自己动手，也一定要多方询问调查了解，谨慎谋划。
然而，我的母亲，一位从事化学分析的共产党员，就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大家还只模模糊糊知道“圣诞老人”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孩子扮演了好些年圣诞老人。她扮演得那么自然，又那么神秘，留给我的只有美好的记忆（所以我看《美丽人生》的时候倍加感动），似乎完全超越了时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这些举动背后并没有什么深明大义，无非是“自然而然”的决定。但是，我往往很难相信“自然”这个答案。就好像小时候学手风琴，有无数痛苦挣扎的回忆。结果 大学上了音乐赏析课，毕业后和民谣乐队的人一起玩，读到卡尔·波普尔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我才恍然大悟，以前母亲说的“音乐是健康的消遣”，真正的意思是“通过音乐获得解放”。于是那个问题又出现了，她既没有看过卡尔·波普尔，也不会乐器，她是怎么知道这个道理的？
这些年来，我似乎学了些理科的知识，发现不少言之凿凿的所谓科学其实和科学毫无关系，似乎也读过了些文科的书籍，才明白不少大义凌然的“自古以来”其实并没有多古老。总之，对世界的看法在不断的变化。我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掌握了更多信息，然后给万事万物贴上标签，形成各种刻板印象，这种做法和“知识”毫无关联，反而把我们和世界隔膜开来。比如我的母亲，出身在三线城市，小时候没有让人羡慕的“家学”，大学学的又是理科，还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无论哪个刻板印象，都不会和“扮演圣诞老人”联系起来。
这还不是最意外的，有时候自己想通一些道理，却发现原来母亲就等在那里，或者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或者她从最近的读书、出游经历里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我经常在想，我能经历的精彩生活也许比不过父母，有点沮丧，但放弃小我仔细想想，这并不是坏事。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母亲有这种“超越时空”的神奇本领？我想来想去，总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但有，有几点原则一定是明确的：
第一，对生活保持一颗平淡的耐心；第二，永远不要放弃拥抱和探索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总比我们想象的大，我母亲最近读完了梅英东的《东北游记》和《再见，老北京》，看这样的书需要耐心，她有耐心，也看得懂其中的趣味；第三，永远给其他人以自由，不要拿个人的好恶或者宏大的纲领去臧否其他人的选择，之前她读何伟的书（还包括《甲骨文》和《奇石》），虽然不赞成其中有些观点，却不会就此否定整本书，反而乐于知道“原来有人会这么想”。
我相信，只要坚持了这几点，让其他人感到幸福，就不应该是难事。
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关于圣诞节的各种奇特的论断，听到各种稚嫩的宣誓，于是我想，不妨把自己的圣诞经历写出来罢。从某种视角来看的水火不容，换一种视角，也许就是温情和自由的象征呢。
祝大家圣诞快乐。
关于如何与父母相处，我之前写过两篇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 改善与父母关系的几点建议。关于这个话题，总有人说“环境不一样，尊重自由、讲道理的父母就好相处，否则没辙”，这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要尊重自由，就要包容其他人“不自由”的自由，要讲道理，就要有和“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的耐心。如果只局限于在“同类人”的世界里，那么“尊重自由”和“讲道理”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