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批判思维”这几年开始流行起来了，而且越来越流行。有时候，似乎不谈点“批判思维”，就显得人没什么思想，没什么境界。但是，我又发现很多人谈的“批判思维”，似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起码，我能确定我懂得什么是“批判思维”的。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我对批判思维的理解。
为什么要赶在教师节这天谈批判思维呢？虽然“批判思维”的说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我也是工作好几年之后才接触到这个概念，但是读完几本讲批判思维的书之后（尤其是李笑来老师早年复印了好几本相关的书给我，在此特别表示感谢），我发现批判思维的方法自己在大学就已经掌握了。
是怎么掌握的呢？主要还是受老师的训练和启发。一直订阅我的公众号的朋友应该看过，我写过两篇回忆大学老师的文章（文末会给链接）。
在那个师生关系简单、学风淳朴的年代，我有幸得到两位老师的悉心教导，无论是在晚自习之后在雪夜里一路走一路探讨，还是在暑假沐浴着北方下午的阳光海阔天空地畅聊，话题或许千奇百怪，讨论的方法却是大同小异的：
我提出一个观点或疑问，首先得到的并不是“对”或者“错”的判断，而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和“你是基于哪些事实（或学术观点）、经过了什么逻辑，得到现在的结论的”。然后老师通常逐步引导我就这些事实和推理逻辑逐项讨论，或者引入更多的事实，或者发现逻辑的漏洞，或者，如果事实也没有问题，逻辑也没有漏洞，那么就给先前的结论“盖上大印”：这是靠谱的。
后来我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发现苏格拉底最擅长这种方式，也因此惹恼了不少人。好在，当时老师们都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所以即便感到难堪，感到更多的也是不好意思，而不是恼怒，慢慢也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觉得相当庆幸。
再往后读各种“批判思维”的书，往往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噢，原来批判思维就是这样！其实和我大学受过的训练差不多，无非是思维的方法和套路，更多用来指导我们如何正确思考，如何避免思考中的陷阱，和中文语境里的“批判”并没有太多关系。而且这玩意儿并不是西洋专属，胡适先生曾告诫青年学人治学的时候不应“不加思索就直接引用古人的话”，这就体现着批判思维的精神。
所以在我看来，批判思维本身并不稀奇。不过稀奇的是，很多人把它奉为神明，或者打着“批判思维”的名头不干正事，反而混淆了视听。下面我就想澄清关于“批判思维”的几个误区。
第一，把“批判”当成动词而不是形容词。
其实“批判思维”的翻译是有点点问题的，也可以翻译为“关键性思考”。无论如何，其中的critical（“批判”）和动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很多时候，大家一听到“批判思维”，就把“批判”理解为动词，而且是及物动词了。
这或许也和我们所处的语境、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关。读过马列原著的人大概都知道，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其中的“批判”就等同于很多人理解的“批判思维”的批判。所以，既然要“批判”，就得“武器的批判”，就必然是横眉冷对、张牙舞爪。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这句话翻译就是有问题的。依照中文习惯，谁能讲清楚什么叫“武器的批判”呢？译者刻意强调形式的对仗，反而产生了新的混乱。其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批判其他人不能只拿理论当工具，还得有实际的行动”。恐怕，“武器的批判”更合适的翻译是“武装的批判”。
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批判思维”，重点并不是强调对某个对象的“批判”动作，而是在拓展自己的见识和知识时，融合辨析、反思、比对的思考过程。有很多人听到“要有批判精神”，就无论遇到什么都冲上去鞭挞一番，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批判精神”。
第二，过分喜欢用“照你这么说”来反驳。
本来，归谬法也是有效的思考办法。但是它既然是有效的思考办法，必然有严格的讲究，比如要分清原理论的前提条件和推理逻辑，然后才可以设计归谬，通过严格推理得到错误的结论，最终证明原理论的错误。
但是现实中的很多“批判思维”，就简化成了“照你这么说”——不管人家说了什么，而是断章取义，从中抽出自己看得见的、用得顺手的部分，再打个看起来明显有问题的比方，就可以把对方狠狠批倒，再得意洋洋地踏上一只脚。
互联网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最常见的，只要某种东西不是百分百的有害或者有利，就可以反驳“照你这么说，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现在刀杀了人，难道要把卖刀的人抓起来吗？” 这么说的很多人完全不懂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区别，也不懂得对工具有程度的判定，更不在乎禁枪国家犯罪率就是比不禁枪国家低、容许私人持有武器的美国也要根据武器种类施行不同管理规定的事实。如果这样也叫“批判思维”，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你赞同上面我说的两点，那么估计你也会赞成下面这点：真正厉害的批判思维，如果用来“批判”，一定不会使什么断章取义、胡乱演绎的伎俩，而是直奔问题的核心，立时上演“劫法场”的好戏。我自己就经历过好几次，直接被对方现场手撕，除了面红耳赤外加佩服，其它什么也说不出来。不过今天为了避免难堪，我且不列举自己被批判的例子，就举几个自己运用批判思维的例子罢。
第一，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发言。
大家都知道，如今确实出了很多怪力乱神的现象，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反感，而且很多人对马列主义的看法也相差迥异。所以从概率上看，图像反映的情况如文字所说，这是有可能的。果真如此的话，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发言者的厌恶之情。
但是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架飞机的风挡玻璃形状和国产C919有很大区别，更重要的是，机头侧面还写着Long Wan，下面的方块字看不清楚，国产飞机一定不会这么写的。上网稍微搜索就可以发现正经新闻稿，原来这是澳门航空新购入的A321飞机，命名为“龙环号”。无论照片、命名都可以对上，所以配图的文字错得离谱。
第二，前段时间很多人在传这样一段话：
有位英语老师写了这样一首情诗，“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它的中文翻译是“浮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严复说：翻译要讲究信、达、雅，这就是信、达、雅。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例子太荒谬了。严复确实提出了翻译要信、达、雅，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说的“雅”，是不管什么文章都要按照他喜欢的桐城派散文的风格来贴近“古雅”，这明显是不合适的。我看过如今很多关于翻译的讨论，不强求“雅”可以视为学界共识。
具体到这首情诗的翻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原文完全是大白话，根本没有什么韵律的讲究，充其量有一些想象。但是翻译为中文，不但凭空多出来很多意思，整个味道也全部变了。好比原本简单清新的风格，翻译之后换了副摇头晃脑的面孔。这样的处理，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好。
第三，某位著名爱国人士教了妻子一些关于二战的观点，于是引发了关于电影《敦刻尔克》的血（蠢）案。
如何辨析其中的是非，我觉得批判思维也相当有用。对于历史事件，如果一个点一个点抠，就很容易造成错误，甚至是错得异常离谱。相反，如果你记住的不只有事件，还能用逻辑和因果链把它们串起来，即便犯错，也不会犯大错，反而更容易识别其他人的错误，不让自己受到蒙蔽。
且不说敦刻尔克反映的到底是英军和德军还是日军的战争，即便是和德军的战争，那么说敦刻尔克“在粉饰英军的同时，更是埋葬和无视甚至是抹黑了中国人的英勇抵抗。当时，英军以曼德勒会展为要挟，强迫10万中国远征军在乔克巴为英军撤退充当肉盾和炮灰”，反映出来的也是对历史的极度无知，因为它完全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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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是1939年爆发的，欧洲大陆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敦刻尔克应该是1940年的事情（也确实是1940年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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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如果要和日军开战，两国必然已经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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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英国开战，就必然和美国开战，日美开战是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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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远征军、曼德勒起码也是1942年的事情（也确实是1942年）。
所以，这个所谓的“当时”，只能是一厢情愿、拉郎配的“当时”，绝不是符合历史的“当时”。我相信，如果夫妻交流时，不只讲讲故事，还能教授一点批判思维，结局一定不会那么惨痛。
最后，附上我之前写的两篇回忆文章。
本周要推荐的书是《青年斯大林》。我们大都很熟悉成年以后，尤其是掌权以后的斯大林。但是，这个格鲁吉亚的孩子，是如何成长为日后苏联统治者，甚至抛弃自己的民族身份，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概只能从他的成长轨迹里看出来。
实际上，在我知道斯大林早年就读于神学院，而且受过正统的神学和古典思想教育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大数据强大了，能不能分析分析，早年斯大林受的神学和古典思想教育，到底对他日后的性格产生了百分之多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