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演员日薪206万”和“一家公司一年的利润有几爽”等话题成了热点。另一个相对不那么热但是也引起了不少人关注的点，就是一些人对张恒的指责：告密可耻。打起这杆大旗，尽管张恒的告密“客观上为国家挽回了税收”，但是对前妻的告密，对亲人信任的背叛，仍然是可耻的。
在高喊“告密可耻”之后，这些人少不了还要引经据典、历数往事，把“告密者”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告密可耻”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我们无法猜测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但是，10万+的阅读量是不争的事实。
看起来，“告密可耻”之所以有威力，基础是“亲疏重于大义，信任大于公义”：亲近的人做了不对的事情，分量远大于疏远的大道理，两相对比，孰轻孰重是很清楚的。
单单这么看当然没问题，可是联系具体的例子，就发现似乎不太对头。
比如前段时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三只金钱豹出逃事件。从媒体报道来看，4月19日野生动物世界就发现了豹子出逃，开始自行组织力量捕捉，“同时”对所有员工强调，一律不得对外泄露消息。
看起来，这家野生动物世界的员工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不错，事情过去接近两个礼拜，消息没有任何泄露，甚至周边居民已经目睹了金钱豹来询问时，仍然可以做到众口一词的否认。简单说，野生动物世界的几百名员工，没有任何人“告密”。
问题是，这样的“不告密”真的是好的吗？真的是周边居民能够放心的吗？真的是我们芸芸众生想要的吗？
我想一定不是的。
我曾经居住的小区里曾经有人发现有蛇出没，马上就在业主群里发布了信息，请广大邻居多家提防，同时督促物业尽快处理。有这样的邻居在，哪怕知道有蛇出没，也不会担心。对比之下，放任三只金钱豹在居民区周围出没，两个多礼拜时间里不但哪怕没有任何告知甚至是暗示，反而极力否认有金钱豹外逃……试想，如果有人真的胆敢“告密”，那么他一定不可耻，反而会被尊为英雄。“告密可耻”，一定不是他不作为的挡箭牌。
别误会，我讨论“告密可耻”这个口号的困境，并不是要树立“告密光荣”的标杆。我想说的只是，口号是生硬的，现实是复杂的，口号是整齐的，现实是错杂的。如果聚焦到某个具体的场景就会发现，再刚猛的口号，都会受到各种约束。一旦我们置身于某个具体的情境里，往往会发现不同的口号——哪怕这些口号义正词严、声势浩大——是存在冲突甚至完全相斥的，就好像用不同角度的灯光照射一个不规则的物体，得到的影子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不能用简单的口号来裁判一切，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弄明白具体的情境，搞清楚每一个口号的应用前提、适用范围，然后才能展开思考。
前些年俄罗斯拍了一部电影《勒热夫战役》，讲述的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红军一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守“勒热夫突出部”，与纳粹德国中央集团军血战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小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德军的新一波进攻发起之前，纳粹空军前来投下了大量传单，告知红军战士“你们已经被隔绝，尽早投降才是正道”——当然，影片里的红军战士对此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
不久，后方上来了一位政工干部。不过他的目的既不是增援作战，也不是给大家鼓气，而是检查是否有人私藏了传单——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立场务必要坚定”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指战员已经保证绝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位干部尽职尽责，在两次战斗之间的宝贵间隙里细细搜索了每一位战士，结果还真的在某位老兵的口袋里找出了一张传单。
尽管老兵发誓他绝没有看过传单的内容，只是想用它来卷烟；尽管周围的战士都觉得老兵说的是事情，此举合情合理；尽管指战员也出面打包票，并强调现在“每一个人都很宝贵”。但是口含天宪的政工干部不依不饶，坚持要执行铁的纪律，把老兵带回后方受审……
命令要服从，立场要坚定，队伍要整齐，不能被对方的宣传蛊惑，这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战斗激烈、缺乏补给的前线，希望给自己卷一支烟缓解压力，也是人之常情；更不用说后方的支援迟迟上不来，每一个战士、每一点战斗力都是宝贵的资源……
一旦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尽管军队强调服从，强调铁的纪律，但是“铁的纪律”在这种场景下似乎并不具备碾压一切的正当性。或者说，平时那种“碾压一切”的正当性，此时受到了其它条件的约束和牵制。
而一旦你认识到了“许多口号尽管看起来声势震天，其实并不能碾压一切”，“还存在其它条件来约束和牵制”，甚至“一本正经的口号可以互相冲突”，就会发现世界就不再只有黑白两色，而是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层次的细节。你的好奇心越足，同理心越强，能看到的层次和细节也就越多。
再举个远点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昭君出塞”，在发现打来打去最终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之后，公元前33年，汉元帝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把王昭君赐给了他。单于非常高兴，上书愿意永保边境安宁。王昭君与单于育有一子，名伊图智牙师，也就是后来的右日逐王。
两年后的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王昭君不但没有返回汉朝，反而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絫若鞮单于（呼韩邪单于另一位妻子呼衍王小女儿的长子）。育有二女，长女为须卜居次，次女为当于居次。
王昭君先嫁夫，后嫁子，如今许多人想来“不可思议”，不过这并非孤例，之前汉武帝时代，也先后把江都王的女儿封为公主，先后嫁给乌孙王昆莫和昆莫的孙子。毕竟对匈奴来说，环境恶劣，人口生产就是第一要务。故而张骞、苏武尽管先后被匈奴扣为人质，匈奴也配给他们匈奴妇女作为家室。
今天的人，尤其是“女德提倡者”大概会说，这种违背人伦的做法，只有匈奴这种“蛮夷”才能做得出来，“女子守妇道重贞节，从一而终”才是历史正道。但是，事实也不是如此。
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便颁布诏书，规定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就应尽快成婚。而且特别规定，如果寡妇的丧期满了，守孝时间满了，也应当及时改嫁。不但如此，皇室以身作则，在唐朝正史中，公主改嫁的记录比比皆是，有的公主甚至改嫁了五次，而且所有的改嫁都清楚明白记录在史书里，当时的人认为毫无必要隐讳。
就此可以知道，今天不少人提倡的所谓“贞节观”，尽管被表述为“历史正统”，其实也不过是五代尤其是宋朝以后，才越来越流行，越来越被重视。也就是说，今天看来堂而皇之的“历史正统”，无论多么会伪装自己，其实未必有那么的“正统”，甚至完全不同的观念反而是历史上的“正统”。
所以我一直说，生活要有原则来支撑。原则不同于口号，一旦我们说起“原则”，总是会有一系列的概念相伴随，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相比之下，口号虽然简短有力，但口号支撑的世界，是苍白而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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