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德国生活，免不了和二手用品打交道。
一方面，德国的垃圾回收和再利用率相当高，垃圾填埋的比例之低位居世界前列，垃圾的处理费用相当高，所以扔垃圾是一回很严肃的事情；另一方面，普通人对物品也确实比较爱惜，许多东西都愿意修修补补继续用。有意思的是，这种“爱惜”不限于“敝帚自珍”，更多是对物品本身的爱惜，“哪怕自己不要了，也要托付一个好人家”。
因此，你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有人“免费送东西”，而且是很好的东西，直接挂在网上，先到先得——当然，眼缘也是很重要的。
我家小朋友一直很想给自己的玩具汽车找个“汽车城”（就是有停车场、升降机、马路的一整套玩具），但新的玩具太贵，所以我们一直在网上搜寻，想找到不错的二手品。
某天终于发现有人“免费送”这玩意儿，而且是木制的不是塑料制品，看起来相当不错，对着图片上网一查，新的要一百多欧元，现在免费送，真是慷慨。可惜联系得晚了，对方说“抱歉，已经有人预定了”。失望之余，也只能继续关注。
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对方又发消息问我们还要不要，说觉得之前预定的那个人讲话不礼貌，不想送给他。如果我们仍然需要，当天就可以去取。于是我们赶紧过去，见到一位很热情的德国大哥，不但送了汽车城，还额外给了一大兜玩具汽车：“希望你们的小朋友会喜欢，玩得开心。”
除了各种小玩意、日常用品，“免费送”的另一大类型是家具。
与中国不同，德国租房，除了卫生间会配备浴缸、马桶、洗手池，一般是不配任何家具家电的，甚至连厨柜和灶台（德国基本都是电磁炉）都没有，全都要租客自己准备。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要租房，基本需要自己置办一整套家具家电，退租的时候要全部拆走。再加上人工费很贵，家具全部拆掉搬走往往花费不少，直接当垃圾处理的费用更高，据说简单几样生活家具就需要几百甚至上千欧元。所以许多人搬家之前就会在网上广而告之，或贱卖或赠送，总之是希望各种家具都能有人尽快取走。
前段时间，我们就约好了两户搬家人家，在一个周六，先去一家取单人床和柜子，再去另一家取沙发床。颇有点“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味道。只是我们都不是买，是开着借来的厢式货车去取。
搬家一般都在周末的早上，这时候街道很空
见得多了以后，发现德国不少搬家场景都类似：一般普通人搬家都是各路朋友来帮忙，因为人工费太贵，能省则省；门外往往还有若干等待的人，那是之前在网上联系好，上门来取各种家具的人。所以搬家竟然类似小型聚会，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几样东西就把一台货车装的满满当当了
取沙发床的时候，原主人是个瘦高的德国姑娘，二十多不到三十岁，棕黑色头发，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起的还有个男生，他怯生生地问：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我开始以为他们变了主意，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两把“祖传”（祖母传给他）的椅子，一直带着但又用不上，只能放阁楼里，这次搬家再也不想带走了，但是又舍不得扔掉，所以想问我们要不要。
等到我们欣然答应的时候，他简直要高兴得跳起来：耶，我终于不用扔掉这两把椅子了，你们愿意拿去，我太高兴了。
我只能说：我也很高兴，但我希望你比我更高兴。
他看起来有点困惑：噢，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笑了：因为是你送给我椅子呀，如果我比你还高兴，那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
然后我们都笑了。
就取一张沙发床（附带两把椅子）的这当口，大家发现聊得还挺投机，原来这位姑娘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是“很抱歉，我只知道木兰辞”，所以，我们约好过几天再一起聊天。
等到详细聊才知道，我们和她之间的能聊的话题远比之前想象的要多。
她介绍，自己是做反歧视、平权教育的。“如果我去找个理工科的工作，赚的钱会比现在多好几倍，但是人只有一次生命，我应当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谓反歧视、平权教育，就是打破基于收入、性别、种族的偏见，既要打破德国人的偏见，也要打破在德国的外国人的偏见。我的堂兄就是偏见的典型，每次家庭聚会上都要讨论一番国家命运，再老调重弹：“外国来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德国全让这些人给糟蹋了……”。“所以，每次吃完饭我都只能说，对不起，我得换个房间呆着。
天呐，他难道从来没想过，被他批评指责的那些一样也是普通人吗？甚至可能不比他差。但是我也理解，他变成这样可能有收入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教育，如果一个人从小没有受过平等的教育，长大了的世界观就容易变成这样，所以教育很重要。但是，我们目前能做的也就是加强学校教育，有许多孩子成长的家庭里，偏见就是很重的，结果孩子就像在学校和家长之间拉锯。一般来说，小孩到十一二岁，观点就会基本定型，再长大也不容易改变了。所以我们希望更多在小学就开展平等教育。
另一方面，接触是打破偏见和歧视的重要手段，认识了活生生的个人，就不容易被抽象概念所影响。许多外国人来到德国之后，都只与自己相同族群的人聚居在一起，很少和不同种族的人打交道，这样反过来会加重偏见，激化矛盾。所以现在政府也在有意识地推动混居。
为什么选择做平权教育，大概和她的经历有关。
柏林墙倒塌时我还没出生，但我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德国统一之后，东德人的资质、学历都大打折扣，因为全都要按照西德的标准来，许多原本过得不错的人，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我母亲之前是幼儿园老师，但她也要重新考取执业资格，她仔细观察，发现西德来了许多大老板，于是她改行去做文秘，恰好赶上需求暴涨，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我父亲以前是不错的电工，统一之后也要重新考证，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一板一眼地工作。有一天恰好被西德的大老板看到，老板说：“小伙子，我看你工作特别认真，恰好我没有儿子，生意没有人接班，如果你愿意继续好好干，之后我会特别照顾你。”
那一带东德人大多经历了悲惨的命运，你要知道，我们家之所以过得还不错，只是特例。所以我父母从小教育我，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有很大的运气因素，不要因为自己过得不错就看不起别人，个人的努力没有办法抵抗时代的悲剧，哪怕你自己过得不错，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值得同情，需要帮助。
我刚开始做平权教育是在印度尼西亚，因为听说那里的性别歧视很严重。因为印度尼西亚以前是荷兰殖民地，所以印尼语与荷兰语非常像，我用一个多月就学会了印尼语（亚洲的语言我还会日语和韩语，日语很好说但很难写，韩语恰恰相反，很好写但不好说）。
不过天呐，那两年我是那个办公室的唯一一个欧洲女孩，其他都是亚洲人，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害怕。但是我也看到了印尼的女性面对的系统性歧视有多么严重，遭遇家庭暴力之后去报警，从警察到法院对这种事都是尽量避而远之，这恰恰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那两年，我真的交了很多亚洲朋友，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看世界的角度。
最后，她又谈起她身边的男生。
噢，你说Thomas吗？他真的很可爱。虽然他没有大学学历，但他很喜欢做和人打交道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就是在幼儿园和养老院做义工，帮助小朋友和老人，他是个很友爱的人。
我父母每次见面总是嫌弃他，说他做义工没有收入。但是我觉得挺好的，他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他，我们全家靠我的收入就可以，我们都过得挺好的。当然我也知道这大概只有在欧洲才能做到，因为基本生活有保障，教育医疗等等都不用操心，贫富差距不大，大家也就没有那么强的物质欲望，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不那么赚钱也不要紧。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忽然接了个电话。接完了告诉我们：“噢，抱歉，我得回家了，Thomas跟我打电话了，我本来说过来坐一会儿，哪里知道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Thomas受不了了，他说他饿得很，今晚的饭还没做，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就只能自己做饭了，而我们之前商量好今晚我做饭的”
我连忙说：“可惜Thomas今天有事没来，我也觉得他很好玩，想跟他聊天。要不然，你回家的时候带一包茶叶去给他？”
谢谢，不必了，他也很想跟你们聊天。但是你知道，对驴子要留着一根胡萝卜。你们把茶叶收好，这样下次他肯定会跟我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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