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摄于蒙特勒，西庸古堡。
按：这两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在知乎上被很多人关注，找来找去才发现在一个关于正则表达式的问答里，我的朋友Milo Yip在回答中提到了我写过的《正则指引》。正则表达式我已经很久没写过了了，但以前的书本还能给其它朋友帮助，这很让人欣慰。也更让我感到，对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和事，不管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应当心怀感念。
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与历史有关系，因为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在我的认知里，历史是和地理一样，需要死记硬背的学科。而真正重要的是理科。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高中阶段分理科分班，但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大家都是在混乱和兴奋中度过的，许多经历今天想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比如寒暑假一补课就有人举报甚至上电视新闻，比如高三了每天仍然只能安排六到七节课，比如到最后一学期毕业年级的老师为了反对学校的某项安排集体罢课一周……
高考之前，学校放假让大家回去好好调整，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我和几个同学跑去电脑房（当时还没有“网吧”）打Quake3，吹空调到有点感冒，急坏了父母。要考试了，相当多的人还和上学一样，自己骑自行车去了考场，有些家长在学校附近包了宾馆的住房，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成绩出来，其它科目还算发挥稳定，唯有数学从模拟考试的140多分直降到88分。虽然比重点本科录取线高出接近40分，但第一志愿没有上，我还记得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就站不起来了。然后就是心急如焚地地打听消息，等各种安排，尤其是看到其他家长大显神通弄到“机动指标”之后欢天喜地，更是焦急万分。
幸而有天忽然来了消息，211高校东北师范大学在我省没有录满，收服从分配的考生，可以保证专业对口。于是，我就这样跨过长江，跨过黄河，跨出山海关，来到了长春。
专业是我心仪的计算机，学校却是我没想过的师范类。那时候同学通讯还得靠信件，每次收到同学们寄来的印着各种“工业大学”、“理工大学”字样的信封，都觉得羡慕又无奈。加上大一的很多基础课程是为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的同学开设的，对我来说味同嚼蜡，失落的感觉就愈发明显了。
不过很快，我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学校的公告栏里总会有各种讲座的通告，尽管这些讲座并不是理工科的，但题目也相当吸引人。有一天我看到历史系的讲座通告，题目只有四个字：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希腊能有什么精神呢？我只能想起一些希腊神话，再有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时说的：言必称希腊。无论如何，且去听听他们能讲出什么花来吧。
那时候的教室都很传统，长条形，长方凳。黑板上写着四个字：希腊精神。主讲人姓周，三十来岁年纪，当时应该还是讲师。虽然是课余讲座，但信息饱满、激情澎湃。一方面按照希腊的历史展开，另一方面又分文化、政治、军事几条线分别叙述。梭伦、伯里克利、诡辩学派、温泉关等等名词，都是我第一次听说。尤其是把不同的主题串联起来的讲法，让我感到非常新鲜——在讲到希腊人热爱运动的时候他忽然问：为什么镇守温泉关的只有三百勇士？看到下面没有人回答，他才给出答案：因为其他人都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了，所以我说希腊人热爱运动嘛。
还有两个片段讲得绘声绘色，让我记忆至今。第一个是讲波斯国王大流士问一个被俘的希腊人：你看我驱使的百万大军，什么时候能踏平希腊？答案是：你永远不可能得逞，因为你的大军只是努力，只要你体验过自由的滋味，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保卫它。第二个是讲到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本来已经用若干例证烘托，再加上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对比，印象就更深刻了。
讲座听完不过瘾，还有提问环节，整个提问环节的气氛也相当热烈，哄堂大笑也是免不了的。提问环节之后，还有机会——那个年代私车还不普及，很多老师都是走路上下班。所以讲座结束之后，我追上主讲老师，一边聊一边陪他走出校园。说来奇怪，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也不因为我是理科院系的就见外，也不因为不认识我而有戒心，而是一路走一路讲，所以我听到了与《新闻联播》完全不同的关于南联盟和科索沃的故事，他听我说看过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便推荐我去看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我记忆至今。
那个晚上过去，整个世界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后来我便时常留意历史系的讲座，那段时间历史系的讲座开得也确实多，每周都有一到两个晚上安排讲座，所以我一遇到就放弃晚自习去参加，也确实受益匪浅。
有次讲座是一位老教授讲明代史。因为我之前看过了黄仁宇先生的书，所以讲完我举手提了三个问题，他的答复却是：“你的三个问题一个一个说，我的脑子容量有限，一下子记不住三个问题，只能一个个来。”往常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也有不少人会想一些“体面”的办法引导提问者一个个提问题，但身为教授，能够在学生面前坦率承认“我能力有限”，我却是第一次遇到。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坦率承认自己的局限并不会让自己丢脸，反而会获得更多人的尊重。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问我“1453年发生了什么”，我答不上来，现场也没有人能答上来。老教授于是朗声道：“同学们，大家学习历史，这些年代应当熟记于胸，这样你才能把各种历史事件串起来，你的知识体系才是立体完整的，不是一堆碎片”。之后他如数家珍一般报出一连串事件：1453年东罗马帝国陷落，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并把这一系列时间点串起来，每个时间点又连贯到东西方世界的进展。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记住历史事件年代的意义是这样的，它的重要性与应付考试没有丝毫关系。许多年后我看《停滞的帝国》，作者评论说中国人讲到历史有个奇怪的习惯，用朝代而不是公元纪年，这样很不方便建立横向的对比联系。那一刻我真是心有戚戚。
还有一次讲座是崔丕教授（他的名字很独特，讲座也很独特，所以我记住了）讲的，题目应该是《从NSC解密档案看冷战史》。崔丕的讲座和“正经”的老师都不一样，谈笑风生让人颇有好感，吞云吐雾又凸显离经叛道，奇怪的这两种风格重叠起来，就成了潇洒自如。那次讲座刷新了我关于“冷战”的很多认识，而且早早就知道了NSA（国家安全局）和它的前身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可能是斯诺登事件爆发之后才知道）。听完讲座我才知道以前那种“人格化”（把国家比作个人，用拟人化逻辑来解释国家决策）的做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政策的出台总是要经历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而且最后未必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在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有不少学生因为讲座的内容和之前的教育差别太大，所以“出于义愤”提出问题。今天看来那些问题都很小儿科，但崔丕都很耐心地讲解和启发。比如谈到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他不纠缠这些细节，而是启发大家去思考，谁开了第一枪不是问题的关键，战争爆发后哪放大肆攻城掠地证明哪方早已经磨刀霍霍了。再讲到朝鲜战争的细菌战问题，我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等等问题，无一不是自信地侃侃道来，而且有根有据，不由得你不信。学问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这些愣头青只有羡慕和叹服的份。如果说上大学之前单纯的我们还只知道要“懂得多”的话，听过讲座就明白了光是“懂得多”是不够的，还得懂得深，懂得真。
这次讲座还有一大收获，就是听说了靠解密档案研究历史的“历史个体户”沈志华（沈志华的系列著作确实帮我们理清了很多历史疑难）。实际上每次听讲座都是如此，不但了解一个全新的主题，还可以由此发散出去，得到四面八方的线索，指引后来的阅读。
除此之外，听讲座还会遇到思维方法和学术规范的挑战。那时候我经常看《读书》杂志，有几次尝试拿杂志上的文章去挑战主讲人的观点，但几乎每次都败下阵来——但绝不是被斥责，而是在更丰富的信息、更深刻的思考面前败下阵来。这样的经历多了几次，我慢慢领悟到，对单个事件，往往要了解、比较两三种不同的观点，才有相对客观的认识，研究历史事件，二手材料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一手材料才真正重要。学校图书馆开放阅览以后，我花了一周时间，把57到60年、66到69年、89年的《人民日报》都浏览了一遍，以后再看很多分析文章，感觉果然大有不同。我也因此早早看透了网络上唇枪舌剑的辩论，激情含量高，信息含量低，花精力在这上面着实可惜。
当然这类道理不只限于历史，其实对任何学科、任何知识都适用，或者说这是普遍的学术规范。后来即便是IT相关的知识，我也会本能厌恶不经考证的转载，或者人云亦云的传说，而是更希望找到原始出处再仔细考察，也确实因此避开了很多伪知识、假信息。有意思的是，这种习惯的养成竟然不是来自理科的训练，而是文科的教导。
我回想这段经历，更希望感谢也觉得幸运的是，单纯又好奇，积累却是一张白纸的年轻人——尽管后来对历史发生了兴趣，但终究是三脚猫的票友——没有听到片面偏激的表达而误入岐途，反而因为见识到学术风范而保持了认真平和的态度。我时常庆幸自己赶上那个学风淳朴扎实的年代，老师不像老板，学生也不像下属；讨论问题几无禁忌，大家可以热情、信任、平等的讨论，没有人因为错误被指出而恼羞成怒，也没有人玩深文周纳的把戏。如今再去学校听各种讲座，或许是时代已过，或许是大家都有了戒心，总之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正因为如此，那段经历才更加让人怀念。
我经常会想起《音乐之声》里的台词：上帝为你关上一张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话虽然有安慰作用，但鸡汤味太重。我想说的是，窗子未必需要上帝去打开，我们自己就可以找到，然后见识到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很多年前的傍晚，苦闷的我看到了《希腊精神》的讲座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