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摄于香港星光大道。
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量，这或许与开始得早，养成了习惯有关系。在我记忆里，大概上幼儿园不久时候，父母就开始给我各种书看。我开始学的是拼音，所以一开始看的书只有拼音，没有文字。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安徒生的《夜莺》，其中讲到“中国是个东方的古老国家，有一个皇帝”，给我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外国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过了一段，字认识得多一点，就开始看有注音的书籍，许多字或许不认识，但是能读出来，于是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能读出来还是不懂，家里给我准备了一本字典，可以自己去学习。看到现在许多家长花在强调孩子认字上的功夫，我想起自己的父母一定是有意识地采用了“偷懒”的渐进方式，并且任由兴趣引导，让我在拼音和字典的帮助下“自助阅读”。今天想起来，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扶上马、送一程”。
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学习使用字典，但这时候我已经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字典了，知道什么时候用拼音检索，什么时候用部首检索。而且我发现“正经”的拼音检索不够快，必须先查音节索引再看字典正文。这时候我父亲教我一个窍门，“直接从正文查询”，先翻到正文某页，再比对要查的拼音和此页拼音的顺序，决定向前或向后翻阅。等到在大学学了检索算法，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做“二分检索”。
除去字典，父母亲还给我买了买了好几种百科全书，用得最多的是《少儿自然百科辞典》。每次去外面玩到植物、动物（大多是昆虫），或者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动物，父母亲都鼓励我去百科全书里查查，多了解这种生物。于是我逐渐知道了，描述生物时，除去描述它的颜色、形状，还必须描述它的寿命、习性、分布、繁殖等等特性。另外，每一种生物还有给科学家用的学名，而且属于一个有“界门纲目科种属”的分类体系。
学名和“界门纲目科种属”的分类体系，虽然不在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内，却是科学研究的利器。我当时想象的是，它们像一张大网，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笼罩万物。这种感觉很奇妙，但也让我明白分类学的作用。后来在遇到复杂问题时，常常会想在看不见的科学体系内如何“肢解”它，这种习惯大概就源自小时候查阅百科全书的经历。
到了小学二三年纪，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看各种书几乎都不用字典。然而，当时可以看的书并不多。《童话大王》是我的挚爱，其实这本杂志我之前已经知道了，创刊不久我父亲就订阅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发现这本杂志的）。自己开始看这本杂志之后，觉得每期末尾郑渊结与小读者的互动特别“解气”，可惜这本杂志是双月刊，两个月才有薄薄的一本，所以家里的《鲁西西的故事》和《舒克贝塔历险记全集》被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父母亲看我这么喜欢郑渊结，还给我买了郑渊结改写的少儿版《红楼梦》，可惜我实在是看不进去，这本书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那时候郑渊洁似乎有计划改写四大名著，可惜我手里似乎只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再往后一点，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郑渊结的《十二生肖》单行本，我全都收齐了，还记得最后一本是《蛇王淘金》，是整套书里唯一“一本书一个故事”的。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这套书竟然是盗版（未经作者许可）出版的，据说郑渊结先生也正是因为目击这套书的销量，才决定大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成立自己的儿童用品公司的。
而且，我还看过很多童话故事，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就不用说了，我还看过苏联童话、东欧童话、意大利童话。现在回想起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应该都是经过“净化”的，常常有种特别的美好。苏联（俄国）童话写得俏皮而又活灵活现，意大利的一些童话则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热烈的情感，但是当时未必有这么多的感觉。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童话比较少，故事传说比较多，很多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斗倒了贪官恶霸的故事，因为那时候电视上播了不少《济公》、《聊斋》之类的电视剧，这种故事对我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大。
还有一个阅读的主题是传统小说，尤其是侠义小说。大概是之前没看过《杨家将》这类电视剧，所以印象特别深，至今，满门忠烈、武官下马、文官落轿、天波杨府、金刀老令公、二郎山虎口骄阳峪等等说法，我还可以信口道来。电视剧播完，我又去父母单位的图书室找了《杨家将》来看，然后是《呼家将》，然后还有《呼杨合兵》等等。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后在教室看《呼杨合兵》，把老师都吓了一跳：怎么看一本这么厚的书？
与《杨家将》这些”原著“相对的是，家里的世界名著都是绘图本或者简化本，看过之后印象并不深，唯一的例外是《鲁宾孙漂流记》，大概是没见过荒岛的原因吧。等我上了大学，真正学了文学欣赏和世界文学史，再回想起这段时间的阅读，不免有些遗憾，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小说，在主题和技法上比西方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不过，小学时候我也读过一套非常“奇特”的故事书，名字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是小册子。与之前我看过的所有故事书都不同，这几本书是以正在看书的“我”为主人公的，比如我记得有一本书的开头大概是这样的：今天是周六的下午（当时每周还要上六天课呢），你刚刚放学回来，家里一切正常，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你在家写完作业，时间还早，忽然你听到楼下的街道上传来“救命”的声音，而且似乎很熟悉。这时候，你选择：1）不去管它，请翻到第2页；2）从窗户往下看，请翻到第3页；3）直接下楼，请翻到第5页；…… 书里的故事很惊险，更绝的是它不仅仅给出了“多结局”——最短的历险大概只有4-5页，最长的历险却可以在书里来回跳跃，更提供了多路径——我曾经想过穷尽所有的可能，可是当时并不知道树的各种搜索算法，只好作罢。好玩的是每年寒暑假都可以拿出来看看，几乎总有新的冒险。更好玩的是，大学时候学习了文学创作中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的区别，有些同学无法想象“第二人称视角”如何写作，我却一下子就想起了小学时候看过的这套书。
那时候我锻炼出来的另一门本事是在车上看书。那时候我父母单位是中央直属的研究所，有定点的小学，每天都有四趟学生车接送单位子弟上下学，单程半小时左右，所以我在车上锻炼出了看书的本领，绝对不会感觉头晕。这个本领真可谓“受益终身”，我现在对外套的唯一要求是，口袋里能装下Kindle，上下班坐公交和地铁都不会浪费时间。
在某年春夏之交过后，学校里开始下发一些新的书籍，并组织一系列活动，主题都是“警钟长鸣，勿忘国耻”，我还记得一本书的封面被圆明园的大水法完全占领了。对我来说，之前的世界似乎是充满美好和希望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扬主人翁精神，努力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潮流。从这一年以后，我们忽然发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背负了那么多屈辱，似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顺着“勿忘国耻”的教育，我们又开始学习红色历史，购买各位革命前辈的传记。
当时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书，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本是讲杨勇将军的。那时候还发现了一个相当让人自豪的点，原来我省（湖南省）出了那么多革命元勋。但很长的时间里我只是觉得很提气，却从没想过背后的原因。直到后来看了蒋梦麟的《西潮·新潮》、张朋园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对这个问题才真正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社会上开始流行“红太阳”的歌曲，司机们也热衷于“请”一尊主席像来保佑平安，1993年末我们甚至每人都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是民间自发的感情，直到很久以后有一天听同学说，他小时候瞧见家长带回来的人武部的资料，原来每天放多长时间的《红太阳》都是上级安排的政治任务。借用马克思的说法，普罗大众的感情，原来不过某种“不自觉的工具”罢了。
除去充当“不自觉的工具”，我读书的另一个目的是避免“白费力气”。因为在学习和做题中，我自己发现了很多规律，比如从求数字1到100的和，在还不知道高斯算法的时候，我就自己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可惜沾沾自喜不了多久，老师就要“揭秘”说历史上有个数学家高斯，发现了这个规律。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对我的打击着实不小，有时候还会被同学说成故弄玄虚。为了争口气，也为了避免自己花大力气去重新发明前人的成果，我于是花了不少时间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心里一直不平，觉得自己因为出生得晚，这类发明发现的名声都被别人抢去了。
后来我才明白，人都是生活在具体时代的，今人和古人，发现同一条规律的难度可能相差迥异，比如哥白尼所在的15世纪，大家对于平稳的运动完全没有直接经验，“地球在运动而没有颠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再比如在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前，普通人对时间根本没有精确的概念，认为“光速是无限快的”也无可厚非。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对科学前辈们就有了特别的尊重。后来大学的时候读黄仁宇先生的书，讲研究历史不能苛责古人“为什么不做正确的选择”而应当研究他们“为什么做了那样的选择”，我特别有共鸣。
回顾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会生出很多感慨。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等上了大学才真正开了眼界，知道了正常的世界是怎么样，也知道书分为三六九等，每一等是什么样的。如果一上路就直接接触那些最优秀的经典，或许人的积累会大不一样。但是我又认为，人生是一种复杂现象，一路精挑细选绝无杂质，与由粗到精渐次升级，两种道路各有各的风景，结果也未见得有绝对的优劣。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持阅读的习惯，然后，才能在阅读中不断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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