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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我是后知后觉的,虽然很早就知道饶毅,但最近两天才知道他被尊为“中国科学界鲁迅”。而且据说,进来他连续发文很批张文宏医生,敢于“扳倒当今网红”,更坐实了“鲁迅“的名号。

初看起来,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鲁迅先生当年也是不畏惧“网红(当时叫名流)”的。了解鲁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本杂文集取名《三闲集》,所谓“三闲”,就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的意思。鲁迅先生这么说,是要与成仿吾针锋相对,因为成评论他“(生活基调)暗示的是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闲暇,闲暇,第三个还是闲暇”。

成仿吾是谁?成仿吾是著名文化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等职务,解放后更担任过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等职务。敢指名道姓对这样的业界名流老革命发难,鲁迅先生的骨头真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三闲集》出版于1932年,90年后,饶毅先生又敢于狠批“当今网红”张文宏医生,真的是“当代中国科学界鲁迅”吗?

我看未必,理由如下。

第一,鲁迅先生脸皮没有那么厚。

不只是批成仿吾,鲁迅先生还跟文坛许多人反目成仇,但你仔细看这段历史,绝对不会有半年前还肉麻兮兮地攀关系叫人“仿吾老弟”,半年后恨不得把人批倒批臭的例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对方没有任何的互动甚至理睬,完全是单方面的转变。能在众目睽睽下转这样大的弯,鲁迅先生真的做不来。

第二,“中国科学界鲁迅”,有个前提是“科学界”。如果饶毅的做法与科学无关,就已经逾越了“科学界”的限定,“鲁迅”就更谈不上了。

仔细看饶毅的文章,通篇都是人身攻击,如果你抱着极大的耐心看完,仔细梳理,会发现他主张张文宏的“罪状”大概有两条:第一是夸张(就差没说“捏造”)了上海封城期间“无症状”的比例;第二是这种夸张误导了决策者。

最新的消息是,张文宏团队在2022年6月18日于《中国疾病控制周报》上的论文已经撤稿,撤稿原因不详。好在互联网有记忆,当时的数据还是能说清楚的。

按照张文宏团队的说法,“在确诊的33816名非重症感染者中……无症状的比例是77%”,“奥密克戎轻症感染者的症状很轻,仅有4%出现发烧”。而从今天大家身边的情况来看,无症状的比例应当很低,而有症状的情况占了大多数。看起来,这篇论文的数据确实有问题。

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显然,应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首先,这篇论文的数据来自上海卫健委。如果数据有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上海卫健委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第二是张文宏团队对数据的使用出了问题。但是,如果查看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数据,浙江官方发布的无症状比例是57.95%,广州的主管官员则介绍“超过90%以上都表现为无症状感染和轻型”,基本处于同一量级。按照常识,“各地卫健委的数据都有同样问题”和“各地卫健委数据的使用都有同样问题”的比例非常低。

其次,科学讲究搞清楚前提条件,前提不同,则结论当然不能等同。对比现在的情况和半年前上海的情况,会发现一些差异。比如之前认定的“无症状”是靠大规模核酸筛查,现在主要是靠抗原,在病毒潜伏期内,核酸筛查因为比较敏感,结果会呈阳性,而当时抗原检测是阴性,这部分人群之后哪怕出现症状,也不会被重新归类到“有症状”的人群中。而且,无论接种什么疫苗,保护效力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这也是专家号召大家要不断接种加强针的理由)。如果疫苗接种比例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明显变化,人群的整体保护水平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为什么论文里的无症状比例那么高,与现在大家的感受截然相反”当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值得科学探讨的问题,甚至张文宏团队还需要给出进一步的科学解释。但是,这些都不是论文本身“刻意夸张”的问题。

这也恰恰是科学的本意之所在。科学永远是一种客观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因为某个人有多高的位子,多强的权力,多大的嗓门,就能垄断科学。科学也永远是“此时此地”的,某个人,不管你是什么科学家的头衔,之前做了多少科学贡献,科学都不是可以自动延续和继承的特权,一旦你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背离了科学的原则,就自动与“科学”脱钩。

所以,如果说一般人(不说科学家,更不说“科学界鲁迅”)纠结上面这个问题还能稍微与“科学”沾边的话,“论文的数据误导了决策者”就纯粹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留意新闻的人都知道,张文宏医生虽然是网红,但也仅仅是网红而已,与其他几位“专家”完全不能比。他的待遇既不包括入选中央级别的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也不包括接受央视的专门采访,这些现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如果这样的状况也能“误导决策”,只能说体制内的饶毅先生,把决策逻辑想的太简单了。

退一万步说,在上海可以找到“不同意”的例子,但找不到“(偷偷摸摸)误导决策”的先例。2003年抗击SARS期间,张文宏医生的老师翁心华医生等几位专家,就对卫生部制定的诊断标准正式表达过不同意见,而且上海就是按照本市专家的意见进行防治的,最终卫生部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采纳了上海的意见。

对比这样严谨、公开、科学先例,如今捕风捉影,把一前一后两件事情关联起来,暗示“发论文”是(误导)“转变措施”的原因,其逻辑思维水平基本相当于认为“太阳是公鸡叫出来的”。

既然以上两条“罪状”都与“科学”绝缘,那么“科学界的鲁迅”也就远离了“科学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三,鲁迅先生的弟子是很争气的。

鲁迅先生虽然也被年轻人伤心过,但除去那些败类,大多数弟子都是非常争气的。无论文学造诣如何,起码有一腔热血,有一具追求正义的头脑,也有明确的底线。

对鲁迅先生稍有了解的人,都很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弟子在媒体上嬉皮笑脸,如跳梁小丑一般,举止轻浮而毫无节制,甚至恬不知耻地炫耀“你们不喜欢我们先生的文章无所谓,架不住他的版税源源不绝啊”,更难想象鲁迅先生会放任这样的言行,从不加以约束。

导师和弟子之间到底谁影响谁,这个问题大概很难说清楚。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导师和弟子总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此才能投合。鲁迅先生弟子的言行,毫无疑问可以折射出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这样还要号称“当代科学界鲁迅”,我看还是算了吧。

如今还有些人主张,“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要念及“科学界鲁迅”过往的功绩,我实在不能理解。鲁迅先生的作为当然不是无可指摘,但无论如何都保持了底线,哪怕是“射仿吾也”的《三闲集》,依然是传世名篇。

这道理其实不只限于鲁迅先生,而是贯通历史的。武侠小说里行走江湖的侠剑客,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哪怕偶有过错,也不伤体面,在武林中还留的地位。若是置江湖规矩于不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得意忘形大打王八拳,下场就是被人人唾弃,不需要也不可能保留任何面子。

所谓“科学界鲁迅”,还是别搞笑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