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摄于日本高知。
先不回答题目的问题，来看另一个问题：“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这是辩论赛最喜欢出的题目。我也参加过辩论会，也唾沫横飞的辩论过这个话题——无论选正方反方，能够动用的论据都很多，能够诘问的点也很多。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像科学问题那样，能最终得出一个公认的结果呢？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提问本身有问题。
首先它假设无分男女老幼，无分古今中外，所有人都有稳定的、可以明确判定为“善”或者“恶”的“人性”。然后它假设这个“人性”可以统摄所有的行为，如果人性本善，那么这个人做的所有事情都应该是善的，如果人性本恶，那么这个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恶的。
辩手准备再充分，辩论赛再精彩，所有的论述，所有的攻讦，都是从这两点假设出发。然而我们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两个假设都不那么站得住脚。
怎么办？
比较好的办法是降低讨论的“粒度”，承认人是复杂的，应当看成善恶的混合体，充其量维持一个“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假设。遇到具体的事件，还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体现了人性的是善还是恶？
好了，现在讨论本文的题目：百度好，还是腾讯好？这个问题没法抽象回答，只能针对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对错。在具体事件上，这些公司做得好，还是不好？
先说百度最近被热炒的“中国人不在乎隐私”吧。
虽然众多炒作文章都大字标出“李彦宏说中国人不在乎隐私”，但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说这么简单直接。我看过当时的视频，确认许多报道缺失了上下文。
李彦宏之前表达了“数据越多，价值越大”（力量“指数级增长”似乎没有被翻译出来），也铺垫了“中国（这里用的是China，应该指的不是人民）越来越在意隐私”。然后他来了个转折：“但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这里不再用China）对隐私的态度更开放，也不那么敏感”，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放弃隐私换取一些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在我看来，这段话如果作为对现状的客观描述，本身问题不大。设想一下，假如这段话出现在媒体的报道里，并不会有多少人在意，甚至反对。但是考虑到说话的场合，说话人的身份，以及百度公司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事件，难免让听众认为这段话是在表达其它特别的含义。
我在的几个微信群里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支持李彦宏的一方通常这么说：中国的现状大家都知道，早就没有什么隐私了，你的地址、电话、银行卡都不是秘密……
看起来，持这种说法的人同意的并不是“中国人‘愿意’放弃隐私换取便利和效率”，而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隐私都守护不住”。换句话说，“无奈”也是“愿意”的一种。赞同这种观点也无可厚非，承认“愿意”其实是“无奈”就好。
不过我仍然觉得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早就没什么隐私所以不在乎隐私”似乎也不是那么正确。于是我在群里问：现在有多少人在丢快递时不会撕掉或者涂掉收件人信息？从我看到的答复来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撕掉或者涂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慢慢都知道了，收件地址随意处理容易引来麻烦。
也就是说，即便有大而化之的“中国人早就知道没什么隐私”，在扔快递包装时，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多麻烦一点守护自己的隐私，而不是扔掉完整标签，换取那一点便利。具体到这个点上，我们看不到“放弃自己的隐私，换取便利”的表现，反而看到更在意隐私的举动。
其次，数字化（互联网化）与隐私的冲突是一个长期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数字化的两种属性对隐私造成了艰巨的挑战：信息的高速复制、二次利用。
在传统的信息交互方式下，信息的复制成本很高，复制速度很慢，所以大多数信息能存活和传播的范围都相当有限。即便你的隐私被泄露，泄露的隐私信息也只能传播到很小的范围，生存不长的时间，所以大多数时候危害终归有限。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在瞬间被复制无数份，传递到天涯海角。同样是私密录影，前后只相距不到十年，璩美凤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远逊于陈冠希，这是光盘被宽带网络所取代的结果。
信息的二次利用更是一个难题。所谓二次利用，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因为特定业务场景授权你使用我的数据，完成业务。然而业务结束之后，数据却没有消失，而是被拿到其它场合，做其它的加工处理。这些场合、加工方式、目的甚至是我完全没想到，也不想要的。目前讨论很多“骚扰式推荐”，也可以算作对用户信息的二次利用，给用户造成了反感甚至恐慌。
所以，如果真的要让大家放心地让渡隐私，更有意义的做法恐怕是发起正经讨论，怎样避免恶意复制，怎样保证二次利用的合理性才更有意义。单纯说“反正已经没有隐私了”，就好像大而化之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一样，并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说完了百度的问题，再来谈腾讯的问题。最近我想谈谈腾讯，主要是因为两个事件。
一是Keso写了篇《我为什么尊敬腾讯》（点击“阅读原文”可达）表达他对于腾讯的尊重，许多人表达了不同意见。二是在知乎日报里看到某产品经理评论张小龙“不骚扰、不感动、不迎合”的原则时说，“如果是卖必需品而且保持垄断地位，当然可以坚持三不原则……如果有一天微信需要主动转型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没什么原则不原则了”。
老实说，我觉得第二个回答比较尴尬，不太应该出现在“知乎日报”里。对产品经理来说，能做正确的同类比较应当是基本功。既然答主没有做，我可以来做，其实只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就可以：
第一，在微信成长到今天的体量之前，它是否采用了业界常用的“骚扰、感动、迎合”等方法来获得更多的用户？这原则是不是业界共识，做起来有没有难度？在成长阶段，能坚持这种“不骚扰、不敢动、不迎合”而且成功的产品有多少？
第二，在微信已经有这么大体量的时候，它是否坚持了“不骚扰、不敢动、不迎合”的原则？这原则是不是业界共识，做起来有没有难度？体量在同一量级的产品，仍然能够保持“不骚扰、不敢动、不迎合”的产品有多少？
就像抽象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不会有结论一样，抽象讨论“三不原则”也不会有结论。但关注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更具体的判断。
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你应当能理解我对Keso文章的看法：Keso是否支持这家公司，具体到他举的例子，比如严厉处理有“不当行为”的员工，这家公司的表现是不是值得尊重。
Keso的尊敬一定不是受到了“特别优待”，这可以由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在魏则西事件爆发时，针对许多为百度辩护的言论，我写了一篇《 再谈百度》，在其中写到了，老百姓对IT企业有更高的道德期待，所以我认为企业家应当迎合这些期待，而不是主动降低身价：
如果百度公开说明自己的定位是与莆田系医院合伙做生意，大方承认自己承担不起社会责任，如果李彦宏不和其它IT精英一起登台，而是经常和莆田系医院的大佬们一起活动，大家绝不会那么恨百度。
我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出当晚就收到一个200元的赞赏，头像和名称都和Keso文章里晒出的“Pony马化腾”一致（因为我没有马化腾的微信，所以没法确认是否本尊）。腾讯的朋友跟我说，第二天公司号召大家要注重职业道德，做更让人尊重的企业——“或许两者也有点联系”？我不知道。
我还能肯定的是，我这个公众号也没有因此受到腾讯的任何优待，订阅数没有猛涨，遇上敏感事件删文仍然要删文。不过我仍然没有在其它平台开写作账号，乐得在这里逍遥。
好吧，总的来说我的观点是这样：要判断一家企业是不是值得尊敬，历数它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这家企业为自己争取了多少选择权，在它有选择权的时候，它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在其它人觉得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努力争取一些选择权；在大家觉得“无可奈何”要这样选择的时候，它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是值得尊重的。
本次想和大家分享的图书是《黑匣子思维：我们如何更理性地犯错》。虽然我已经工作了不少年，这本书还是让我很有感触。为什么航空业能保持那么低的事故率，而医疗行业的事故率要高得多？有种说法是：飞机出事，飞行员自己就报销了。医生做错了手术，死的是病人。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本书给的答案是：真正的原因在于，航空业能最客观、最无私的面对和讨论事故，花大力气调研、预防，而在医疗（其实还有其它许多行业，比如IT），一旦要还原事故、客观讨论，总会遇到面子和心理上的阻碍。这，恰恰是根除问题、持续优化的最大困难。这本书确实给了我很多启发，相信大家也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