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朋友说：真是奇怪，本来前两年累得半死，弯路走了一条又一条，就要灰心丧气了；不料看到最终的结果那一刻，就觉得之前的什么都不重要了，甚至想起来就很自豪。其实他的感觉一点也不奇怪，“必要的恶”、“必要的弯路”等等说法，大家想必都不陌生。
曾有人说，创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你都无比失望，挫折和委屈接踵而来，但还有百分之一的时候你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于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辛苦和劳累，全都被这百分之一的幸福所抵消了。没错，在没有收获果实的时候，你可能历经磨难，觉得相当委屈辛苦，一旦收获了果实，之前的一切付出都获得了回报，千辛万苦化为了一个字：值。
这个道理其实很多领域都在使用，而且在以各种方式使用。最典型的，如有些部队的新兵入伍，总是要经历各种重重磨难甚至是故意设置的非人待遇，最终胜利的人才能获得“自己人”的荣誉身份，于是大家会倍加珍惜。继而也认为之前的磨难是必须的，同时要把这种传统一代代延续下去。
如果仔细分析这个过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件事情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最终结果很好，往往能把之前的挫折和错误给神圣化，无论它们是否合理、是否正当，从此都被笼罩在光环之下。继而影响未来：让经历者持续为之骄傲，绝不容他人指摘。
很多开发人员通过持续的辛苦投入，做出了相当不错的系统，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从此，面对关于系统的指责甚至仅仅是建议，他们再也无法接受。往常或许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技术问题，现在一旦面对问题，必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已经辛苦付出了那么多，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你有什么权利来否认，来指责？这样反驳的结果，除了双方恶语相向，更多的是掩盖过去的错误，因而丧失了反思的机能，未来有可能在同样的地方继续跌倒。
外人或许觉得开发人员的这种态度很好笑，其实它绝不限于开发人员，饱读诗书、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同样会有这样的反应。
1950年代，学贯中西、平实温和的胡适先生，面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面对雷震与《自由中国》案的专制裁决，仍然要极力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权威，要大力宣扬台湾有民主自由可言，由此引发诸多知识分子的失望和不满。这是为什么？按照分析，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那个分裂落后的中国，也见识过1945年名义上统一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国家、领袖威望达到顶点的场景，所以不但过去的罪恶一笔购销，往后的倒施逆行，也因此有了温情脉脉的借口。后世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纵有无奈，终究可悲可叹。
因现在影响对过去的判断，又因这种判断影响到未来的作为。这条逻辑的链条漫长而诡异，却屡见不鲜。要如何破除它？以我所见，最重要的是不要牵扯太多，撇清结果的光环，回到问题发生的现场：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是为何要这样做的？如果仔细思考，我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为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如何改进？……
虽然这种反思有时候显得不那么合时宜，不那么讨人喜欢，但问题就是问题，问题不会因为最终结果的出现而必然变身为“必要的磨难”。如果不反思，不改进，下次或许仍然能成功。但是如果去反思了，改进了，下次就更可能成功，或者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定期审视自己过去犯的错误，总结经验，而不能间隔太久。同样是政治家，如果指摘的对象是他们“奋斗终身的事业”，反应就很激烈，如果奋斗是有任期限制的，反而能比较平和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