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好，这里是 Here’s Your Change，一档有关设计、科技和产品的内容简报。我是 Sen，工作时间是体验设计师，空闲时间是独立研究员。欢迎收看第四期。
本期封面拍摄自 1973 年的荷兰，当天应该是世界无车日（Autoloze Zondag）。1998 年 9 月 22 日，法国自发组织了首次「市内无车日」活动，成为法国首个倡导弃用私家车的日子。随后，这一倡议在 2000 年 2 月被欧盟纳入环保政策框架，并将每年的 9 月 22 日定为「欧洲无车日」同时也是「国际无车日」。
前言
本期为话题专栏，主题是「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出于个人兴趣，一直有业余研究社会技术系统（STS）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对于设计所得技术物的反思和分析。老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是我以前文章的合集，它们写于 2020 年和 2021 年，但我想在一个更开放、对链接更友好的平台上把我对于这个话题的想法完整地呈现出来，于是有了这期专栏。
时过境迁，我对于技术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更喜欢反思、去揭露技术的暗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Heidegger 的影响。后来开始认同 Simondon 的观点：
技术的「侵害」不是因为技术本身，而是因为我们欠缺了对于技术物的认识；如果我们获得对于技术物件的准确把握，是可以和技术良好协作的。
这是因为我逐渐意识到，技术的进化已经逐步超越了人类的进化，比如 2022 年底随着 ChatGPT 的发布，人类已经完全走向了 AI 的德国高速公路（因为不限速）。
技术反思是一种防守的方式，它指出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副作用，让我们警惕技术霸权。而设计可以利用技术去创造主流外的另一种「霸权」，也就是 PiNkChAiN 在《陀螺》里唱的那样「为了融化阶级，我必须先有阶级」，这是一种进攻的方式。不过防守也好，进攻也罢，它们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人如何与技术健康地共存」，可能这是一种更开阔的视角。
但为什么要共存呢，因为有财、有势、有才的人们早已人工选择了人类的进化方向。
技术与现代生活
如果想要了解技术带来的影响，我们不如先看看技术本身。《离线》杂志在 2021 年 1 月份重发了 EICO 联合创始人张伟于 2016 年的演讲《被封装的世界》。在张伟的演讲中，他用《技术的本质》一书里所提及的「技术合集」的概念解释了封装的含义，就是把技术封装成一种我们今天的普通人能够去轻易使用的工具，在市场上这样的工具大多以产品或者服务的形态出现。简单说来，比如淘宝、京东是将线下商店的购物职能进行封装，美团、饿了么是将餐厅堂食的职能进行封装。
这样的优势在于，封装让复杂难用的技术变成了「一种我们今天的普通人能够去轻易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可以让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努力。」你会发现如今我们要干个什么事，很多时候工具都是现成的：比如开个网店可以直接用淘宝、微店的标准化流程，想要建个网站也可以用 Wix、Squarespace 之类的平台进行无码式拖拽，你甚至可以用 Google 的 Teachable Machine 去训练属于自己的形形色色的 AI。如此看来技术已经可以让我们跳过繁复的中间流程而更接近结果。
封装的便利
封装技术带来的便利体现了现代生活的优势，也隐含了如今消费社会的特质：个体的重要性被不断放大，自我身份与消费能力挂钩，进而消费自由成为良好生活的表征；几乎一切消费内容也从不停止更新换代（点不完的应用更新和记不住的订阅服务），流行的刷新频率加速而可参与性加强，即刻淘汰的事物拼合成不断自我消解的暂时性「世界」；人们将一块块的生活交于便利的服务代庖，思维方式也越来越碎片化，同时人们又全情投入在优化这种便利。
但它的劣势在于，封装技术带有不断增强的黑盒属性。回想一下，我们可能大概了解身边产品的运行方式，但一般无法得知其后台最为核心的原理或者机制。就像我们在家里用煤气一样，我们对煤气的需求就是打开灶台就能有火，可背后煤气的处理和运输我们作为使用者都不用知道，我们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开火关火就好。由于社会分工以及产品的复杂性，产品团队内部（依据我的个人体验）都很难完全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内容（毕竟术业有专攻）。相比工业时代，这样的情况在软件和算法吞噬世界的趋势下会越发加重。
从大概2010年开始，自造者运动或者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逐渐在欧美兴起，也诞生了一句宣言：如果你无法打开它，你就无法拥有它（If you can’t open it, you don’t own it）。这句话最初诠释的是硬件黑客的行事准则，你只有解开事物运转的奥秘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因为这样你才拥有了 Lefebvre 所说的挪用（Appropriation）的权利。虽然感觉有点极客，但它确实道出了技术封装的短板：拥有权与责任的割让。
封闭系统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场景，打造出一个个围墙花园；市面上的物联网产品同样将各家科技与软件嵌入日用品内。一个例子是，时下火热的新能源汽车以其智能系统与 OTA 升级作为卖点，消费不再是一次性的买断离手而是购入了未来可期的一系列服务。从技术封装的角度理解，车主可以拥有汽车的物理部件但无法拥有它的软件，也就是「智能」的部分。这也会使得汽车变得比以前更难自我修理，车主即便完成了交割也难以摆脱消费者的身份，因为智能的部分掌握在封装者（甚至不是车厂自己）的手里。
另一个例子是，苹果手机的维修咨询团队叫做 Genius Bar 也就是天才吧台的意思。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名称，一方面你可以感受到苹果维修团队的专业性，即使手机出了问题也不用担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你的手机需要「天才」才能修理。最初曾经是祛魅的重要特征的技术，如今自己也逐渐神秘起来了。它的反面是荷兰的可持续手机品牌 Fairphone，提倡维修而不是更换的使用理念，它的手机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并在内部标注上了每个功能件的名字。当手机有问题时，用户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检查和维修，购买对应的部件自主更换就好了，而不用到把整个手机都交给天才。
技术的作用力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韩涛在《激进技术与1968的周期》一文中这样描述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干预：
从大工业机器生产技术一出场，它就撕裂了已经持续了十几个世纪的以农业为核心的中世纪社会系统。中世纪社会系统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逻辑，进步不是农业文明最为看重的东西，往复循环才重要，但大工业生产技术一开始就把社会从循环模型猛烈地拽了出来，迫使它迈向一个线性进步的不归路。
这其中，8世纪前半叶马镫的发明就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催化影响。作为一项古老的发明，马镫对于生活本身来说是正向的，它让人们在骑马时更稳健，提高了安全性也提高了骑行效率。但从宏观角度来看，马镫却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在马镫出现前，因为缺少固定在马背上的能力，反作用力让骑兵在作战时无法抵御多次冲击，因此仅作为军队的辅助力量。但马镫的应用让威力巨大的骑兵战术有了可能，人类战争史也迎来了骑兵主导的年代。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骑兵们开始要求养育更强壮的马匹和锻造更精良的铠甲与武器，导致单个骑兵的成本不断提高。换言之，在当时你得拥有足够丰富的资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骑兵，而这也直接促成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和骑士贵族制。
这是李厚辰在其播客中所举的关于技术影响力的例子。马镫让我们得以窥见技术作用力的蝴蝶效应，行动者的异质性导致了技术发展的多样性。这样例子不在少数，尤其是当我们结合微观与宏观的视角时，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便不再是点对点的，而更像是一层层洋葱圈。以下分享三个技术对人、社会影响的观察。
对于「未来多样性想象」的「遮蔽」
城市地区不仅被地理和经济要素所决定，而且还被其居民和其他邻近地区人们关于这一城市的想象所决定。—— Chombart de Lauwe《巴黎女人的居住和巴黎》
1939 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通用汽车为了展示其对于新科技的探索以及未来城市的构想搭建了名为 Futurama 的展馆。当时世博会的主题是「未来的世界」以及「新生活的黎明」，顺应着这一方向 Futurama 通过剧院式的布局以及多媒体的内容勾勒出一副以汽车为中心的未来图景，而其狭义上的目标则是推动高速公路系统的建造以承载汽车在美国普及的规模化。在展览馆内，通用汽车以实体化的场景、微缩模型等方式向参观者展示了全新的城市规划以及公路交通，展示了未来的可能性，展示了「我们的国家有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对于未来的展望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国家版本的现代性，一瞥由顶层设计的世界片段。
Futurama 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未来之门，也可能关上了其他的门。这里我并无恶意，只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精美、鲜亮、具象的未来效果图佐以富有说服力的说明时，我们便倾向于去相信它并沿着它前置假设的轨道去思考。社会人类学家 Alfred Gell 在他的文章《技术与魔力》中提到一种叫做「魔力的技术」（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指的是利用先天或衍生的心理偏见促使受众着迷，进而影响其对于社会现实的感知。
在古代，艺术品被用作是隐现权力和声望的心理信号；现在自动驾驶、智能手机、5G… 每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时，围绕它的叙事会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的多的生活方式」。技术为未来提供了可能性，这其中也应该包括「该技术被取代」的未来。而现在大多数关于未来的想象，我们更多是听众而非参与者和实践者。精美包装下的技术圈起了未来幻想的同温层，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于多样性的渴望。
文中提及的通用汽车在 2020 年发布了其对于 2039 年的未来出行展望，在 Futurama 过去了100年之后，它们将关注点放在了车内娱乐、人车健康、自动驾驶和新能源上。
车企不会因为环境和城市问题而展望一个以自行车为主要出行方式的未来。正如菲亚特（意大利汽车品牌）在一篇古早的广告上所言，「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汽车制造商对于车辆越来越多而导致污染和拥挤的现象无能为力。有能力去改变此现状的只有政府，而我们只能对于车辆本身做些优化的尝试。」对于未来的想象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大公司们，也不应该如此，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因为地球这艘飞船上没有乘客，我们都是船员。
对于「体验内部自然性」的「消解」
对于19世纪的游客而言，世界变成了一个既包含乡村又包含城市的巨型百货公司。—— Wolfgang Schivelbusch《铁道之旅》
我记得小时候去做一个什么事儿，我们管它叫「经历」和「实践」，重点在于过程其次才是结果。就像校运动会关键在参与和凑数，得不得名次全靠天赋和运气，这类活动称之为享受过程。现在诸如享受、经历被包进了一个大概念中，叫做「体验」，并逐步变成了生活的重点。这背后技术作为实现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多样性成为了可能，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体验中与自然的联系——这其中包括一得一失：「全景式体验」的获得和「过程性体验」的丧失。
先说「全景式体验」，这一概念源于德国历史学家 Wolfgang Schivelbusch 在《铁道之旅》一书中引用哲学家施特恩贝格尔所提出的「全景式的」（panoramic）一词来形容19世纪火车所带给乘客的视觉感受方式。所谓全景即是全方位的实景，打开手机里的全景模式我们可以通过旋转拍下长段的风景。而对于19世纪刚刚从马车毕业的人们来说，火车的速度所带来的扑面而来的景色无疑是勾魂摄魄的感官刺激。
在当时火车被形容成是射弹，在火车上旅行就像是被从景观中射出一样——「路边的花儿已经不是花儿了，成了斑点」。对比马车或者徒步的出行方式，在火车上看到的景象是一种瞬变的景观，它的高速移动让人们得以把握一段旅程的总览，但也同时丧失了与其深度的通感交互。「旅行者会觉得失去了与景观的联系，尤其是在穿过隧道的时候，这种体验最为直接」。
火车与铁路在连接世界各地的过程中消除了地形带来的阻力、差异以及旅途中的奇遇，它将遥远的陆地与海洋结合在铁轨之下，并通过在其中穿梭而营造出了全景式的体验。它的特点在于「不加选择地观看不连续的东西」：不加选择是因为速度让一切触手可及，同时又由于大量内容在极短时间内涌来又消失，选择性地专注变得非常困难；不连续是因为景观内部的联系被速度切断了，人们来不及去就具体和细节的部分进行深度感受。总的来说，我们坐火车看到的景观是被速度所冲散的视觉颗粒按照铁道的轨迹高速重组的总体视野。
而除了火车之外，Schivelbusch 精彩地提出这样的全景还存在于百货公司之中。他指出，传统零售店（比如露天菜场）里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自身可见的、可触的性质决定的，顾客和店主之间会就此协商价格。而在百货公司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价格标签所提前决定了的，价格变成了理解的主体。这一变化使得一个物品的吸引力不再依赖于它的个体性（外观、材质等属性变成了参考维度），而是源于所有商品聚集在一个展示柜里所产生的整体观感。
再举一个例子，相较于报纸和书本，我们在手机和电脑上可以浏览到更多的信息，借助互联网「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可以尽情地享用」。不过 2020 年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却指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这是因为互联网消除了信息的有限性和边界，实时的内容更新和顺畅的手势交互让信息的承载不再受限于屏幕的大小、读者所在地域和时区。这样全景式的信息浏览让我们知道的更多，理解的更少。
在火车、百货公司和电子信息三个例子之后，我们可以从中抽象出一种技术对于自然的干预机制，那便是通过技术挤压时间以跨越空间障碍，由此创造出一种（可用于商品、货物、信息等的）流通性，这是资本运作的内在需求。由此，人们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自然体验逐渐被拉长为整体和全局的，而这全景中具象的个体的特征被模糊了，广度换取了深度。坐车环游城市 🚗 和徒步走在街上 🚶♂️ 完全是两回事吧。
再说逐渐被弱化的「过程性的体验」，这源于我们对于技术的依赖，以及对于精通某样技术的人的依赖。科学与技术拉近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导致我们进入了更紧密的分工社会。在使用封装的技术时，我们间接「雇佣」了大量人员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秩序。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性地略过一件事的过程——驾驶的过程、烧饭的过程、走去超市的过程，直达阶段性的结果。「省略过程，因为时间爱催促」这一开始可能是生活的促逼、加班人的救星，后来就变成习惯了。
附近于是消失了，体验的参与性也随之消散了。所谓附近相比其他区域概念，它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可介入性，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进来成为实际行动者，更重要的是它让参与者可以看到影响、获得反馈，形成所谓的「行动闭环」。这是过程可以提供的价值，人们可以借此习得满足自己自然需求的能力和知识。「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
除此之外，太过紧密的依赖关系会导致显性矛盾的滋生并引发情绪泛滥。「围绕各种物品和服务的市场化… 赋予了我们手段，可以自己生存而不考虑他人，或不考虑我们的选择对他人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是无摩擦式体验对同理心的摩擦。Neil Postman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提到，新技术的应用是一次交易（Faustian bargain）的过程，即用一些重要的东西去换取其他重要的东西。「全景式体验」和「过程性体验」亦是如此，这是经济上的收获，也是体验上的损失。
对于「个人选择能动性」的「规化」
我们都在通向现代化的旅途中。问题在于，我们是划桨的奴隶，还是带着行李和希望的旅客。—— Alain Touraine
我的朋友 Tomo Kihara 是一位独立设计师，他每天都会上 Youtube 看看自己喜欢的 Pokemon、猫片和日本美食，因此他的 Youtube 首页推荐的也是相应的内容。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朋友的 Youtube 首页，上面都是政治性极强的争辩和报道，真切地感受到推荐算法的因人而异和由此衍生出信息茧房的问题所在。于是Tomo做了一个名叫 TheirTube 的网页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类型的人他们 Youtube 首页的视频推荐。他的目的在于，让大家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由算法量身定制的信息同温层中，不断固化着已有的认知而无法了解其他多元的想法。
经历过大数据杀熟的我们身处在一个算法霸权的时代，除了 TheirTube 可能我们还需要 TheirChat，TheirBili，TheirTok 呢。这其中隐含着一个上升趋势——在现代技术的语境下，决定世界运作方式的是结构：基于数学建构出来的基本架构（framework）。这是无法用人的感官或者经验去把握的领域，也就是所谓的「超验结构」，却被包含在大多数事物里面。在如今的机器智能时代下，我们能够更恰如其分地理解这个概念，那些摸不着也看不到的算法逻辑是为大型复杂系统筑起的虚拟架构，并大多坐落在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根据德国哲学家 Heidegger 对于技术的观念，框架的作用是把持、管控和规范技术，它关注于事物的可得性与可操纵性。现代技术通过将世界限制在界限之中，订造了它的意义和潜力，简单来说是有一种把世界看作是资源池的倾向：
- 河流-水电站
- 树木-木炭、纸
- 行为-数据
市场上把有工作潜能的人称为人力资源，其实也是相同的意思 —— 人们被看作是随时准备为各类系统、部门所用的资源。
当我们置身于架构之中，我们做的事会将自身呈现为客观的现状，自然而然地让我们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不去考虑「怎么变成这样的」。社交产品让我们觉得和更多人建立联系是应该的，让我们觉得和一个有共同朋友的人关系更亲密，让我们通过一个人的头像和发布内容去初判其人，让即时沟通变成一种社交礼仪…… 内容型产品让我们更相信用户的声音，让我们不敢去一家评论稀少的餐厅，让我们觉得通过差评可以了解实情……这些逐渐形成的认知心不在焉，了无痕迹地领先于我们并让我们继续如此行事下去，而存于我们内心的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也慢慢消失了，Marcuse 称其为「单向度」。
和之前写到的遮蔽未来的多样性不同，前者是通过对于新技术的应用或者是技术的新应用进行全盘包装和围绕叙事，让人们信奉其为未来的理想走向，挤压了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空间；而框架则将技术的内核看作一种「揭示」的方式（revealing），它揭示了一种将世界看作是备用资源的认知方式，并成为这个社会主流默认的信条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人的能动性，即进行选择和以选择来影响世界的能力在框架中并没有被抹杀，但是却被预先存在的限制和行事方式所规定了。我们依然能在大众点评上选出必吃榜第一位的餐厅，但仔细想一想，筛选的维度、评判的依据和可筛选的对象范围到底是谁定的呢？
技术绝非中立
2022 年，在全球隐私峰会上，苹果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说了这样一段话，「技术并无好坏，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技术如同一面镜子，它可以反射出使用者、建造者以及监管者的野心和意图」。库克用镜子做比喻，说明技术怎么被使用，其实受制于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取向。正如苹果在2022年11月份，将中国地区 AirDrop 也就是隔空投送这个功能，对所有人开放的时间限制为 10 分钟，这意味着你能传送给陌生人消息或者是接受陌生人投放消息的时间只能维持 10 分钟。这个 10 分钟，我想也是一面绝佳的镜子。
库克上面这段话引用的是美国历史学家 Melvin Kranzberg 有关技术原则的第一条：技术并无好坏，但绝非中立。这其实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工具，我们可以说作为工具的它是中立的，就像你可以用刀切菜，也可以用刀伤人，利弊影响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者。但如果换一个视角，把技术视为一种「被培养」和「待利用」的资源，类似于 Heidegger 所说的 Gestell，那么技术就不再可能保持中立。技术的研发需要经费和各类支持，在研发人员心中描绘的是技术蓝图，而在投资者的心中描绘的是应用场景。也就是说，一项技术之所以可以从一个假设成为技术，是它被资本赋予的未来价值使它成型。而资本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库克在演讲中省去了技术「绝非中立」这一后半句，可能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个观点吧。
摩西矮桥和巴黎大改造
1927 年的美国，有一位叫 Robert Moses 的建筑师，他规划建设了纽约第一个通向长岛的公路，就是长岛冰茶那个长岛，这条公路的名字叫旺托州立公园路（Wantagh State Parkway）。那它通向的目的地，是长岛颇负盛名的琼斯海滩（Jones Beach），这个海滩同样也出自摩西之手。2 年后，也就是 1929 年，旺托州立公园路正式通车，但这条 8 公里的路上设有两百多座横穿道路的天桥，换算下来差不多每 400 米就有一座桥。这些天桥与地面非常贴近，高度只有大约 2.7 米，而当时的公交车一般都有 3.6 米高，所以只有小轿车才可以通行。
那个年代的美国，福特汽车成立不过20多年，有轿车的基本都是富裕阶层，其中大多数是白人。那出远门需要搭乘公交车的黑人和低收入人群，就被这些矮矮的天桥隔绝开来。尽管摩西自己宣称琼斯海滩是一座公众海滩，但他所设计的这些矮桥却扎扎实实地反映出摩西作为总规划人的社会阶级偏见和种族偏见。这些天桥现在已经成为一道纽约政治不正确的社会风景，桥如其名，它们被称为「摩西矮桥」。摩西矮桥因其政治偏见，也是美国技术哲学家 Langdon Winner 用来例证人工产品具有政治性的经典案例。
而早在 200 多年前的巴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甚至直接影响了巴黎的城市格局，让它成为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巴黎人先后六七次在城市中大规模筑造街垒进行武装起义。而当时蜿蜒拥挤的旧巴黎街道非常有利于起义者的攻击行动，闭塞的街区让政府军的镇压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城市巷战易守难攻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巴黎市长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奥斯曼）受命于当时的法国总统拿破仑三世，对巴黎进行了一次大改造，规划了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以凯旋门为中心枢纽的十二条放射状道路。这些宽阔的大道能让军队在爆发城市暴乱时快速调度，并向占据街垒的起义者进行有效的炮火攻击。有趣的是，在 Haussman 的维基百科中这一说辞被指为阴谋论。
讲完这两个故事，它们正巧都和建筑有关，也顺势让我想到美国建筑师 Keller Easterling 的一个观点，也是这个观点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在她的书作《超治国之道：基建空间的权力》（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Easterling 说每个城市的天际线，代表着这个城市中的最高权力，所以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会是某某金融中心，像是上海三件套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北京最高楼中信大厦隶属于中央金融企业中信集团，台北最高建筑101大厦原名是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当我们去到一个城市旅游，多数情况都会去看一下城市的地标建筑，我们抬起头仰望的正是钢筋水泥形塑而成的权力。而凯勒·伊斯特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将城市中的建筑设施看作是一种政治媒介，所以高度越高，资源越集中，权力也就越大。
技术物的政治性
对照前面的这些例子，似乎可以理解技术或者技术物确实会附着着掌权者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具备政治性，这也是它们无法被称为中立的原因。那这里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词眼，就是「政治性」，想要讲下去我们可能需要先厘清「政治性」的意涵，到底什么是「政治性」呢？
我们可以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政治」这个词入手，大家在学校里可能或多或少也上过《政治》这门课。不同语境下对于「政治」这个词的解释各不相同。我个人可能觉得比较好理解的是英国作家 Andrew Heywood 对政治较为广义的解释，他认为政治是：
人们通过制定、维系和修正其生活一般规则的活动。
也就是说，政治是一系列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自上而下地去影响生活的规则。多数情况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代入国家视角，那么此时政府成为了制定规则的主体，国民成为被治理的对象，规则具体表现为一系列政策。所以政治通常会被认为是「对社会治理的行为」。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政治》这门课还不叫它的本名，当时叫《思想品德》。现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也是治理社会的一种根本方式。那回到政治的定义，如果我们认为政治是「人们通过制定、维系和修正其生活一般规则的活动」，那由此衍生，「政治性」可以顺势理解为：
具备制定、维系和修正生活规则的特性。
前面摩西的矮桥、巴黎的大道都具备这样的性质，它们通过精心的安排与设计成型，切实地改变或者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政治性会让人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你会发现世界上的角角里落都蒙上了一层人为意图。我举几个例子，像是街边的长椅上有时中间会有一个扶手，那其实是为了避免流浪汉睡在上面，保证清朗的市容，这时横跨座椅的扶手就等同于摩西的矮桥。当然政治性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像减速带会不自觉地让司机减速以保证安全，地铁站台的上下箭头也会提醒乘客要先下后上，它们也都是政治性的表现。
你会发现在这些例子里，「政治性」其实就像是一种引导，它引导人如何与事物互动，也引导社会如何接纳它的存在，从而形成规范或常识。反过来它也可以排除异己，阻止人的特定行为，以起到规训治理的作用。话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稍显宏观的观点，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造物都会带有制定、维系和修正我们生活规则的特性。换句话说，我们身边的人造物品之所以存在，并且以这样那样的样貌存在，都是带有人为意图的。这也是为什么设计也被称为是 Purposeful Creativity，也就是「有目的性的创造」。
Instagram 现任 CEO Adam Mosseri 也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是中立的，也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平台。我们都秉持着自己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影响着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媒介和产品也反向塑造了我们的价值取向。有句话叫「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在数字媒体的后稀缺时代则应该是「人如其器」（You are what you use）。
人类是一种技术的存在
就像在前言里讲的，人类随着技术发展而进步是一条单行道。在这个大决策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日常中还是得做很多小决策，我们可以防守抵御技术带来的「必要牺牲」，成为月本诚；也可以主动进攻把技术作为撬动平权的工具，成为星野裕；还可以在时代的车轮上什么都不做，成为江上。但重要的是，人工选择下依然有着无数的人工选择，而我们总是可以参与进去，施加自己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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