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这段日子，我打破了很少触碰“危险题材”的禁忌，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意外的是，不少技术圈的朋友都给我发消息表示支持。于是我知道了，不管在哪里，不管多阴暗，只要出现一点微光，总会有人看见。
发出一点微光，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正午发出一点微光，简单却似乎毫无意义，在子夜发出一点微光，振奋但需要不小的勇气。尤其是今天，似乎没有谁的工作内容就是“发光”，而大家又都背负着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发出一点微光，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多读点书，多从其他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故事里获得启发和力量。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最近看过的两本书。
一本是美国人列斯特·坦尼的《活着回家》，这是一本自传，叙述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军官兵，如何在日军战俘营里度过了非人的岁月，最终“活着回家”的故事。
如果你之前没听说过“巴丹死亡行军”，或者仅仅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坦尼的回忆绝对可以极大丰富你的认知——在热带的暴晒之下，成千上万的美军战俘，衣衫破烂、步履蹒跚，每天被强迫长时间行军，连喝一口水都成了奢念。终于有一天许多人实在忍不住了，直接扑向路边牛羊洗澡的水塘，张大口喝下墨绿浑浊、腥臭难闻的“水”，结果，绝大多数人要么被日军枪杀，要么陆续病倒。
即便是行军结束，进入战俘营，待遇也不见得有所好转，等待他们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处不在的刑罚——已经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军认定，“黄种人已经被白种人欺负了那么久，现在风水倒过来了”。有战俘因为体力不支倒下，也有战俘因为受不了精神的折磨而倒下。
《活着回家》的作者之所以能幸存，一方面是他的信念很坚定，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回家”，另一方面也是他能屈能伸，他是极少数愿意“屈尊”学日语的美军战俘（尽管后来他发现自己学的日语很粗鲁，因为分配来战俘营的日军都出身社会底层）。因为他学会了日语，日军对他有所依赖，他也能和一些心怀同情的日军士兵建立交情，得到了照顾和同情——这让我想到张泽石的《我的朝鲜战争》，同样是在战俘营，同样是努力去学习其他人的语言，同样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不过纵观全书，让我印象最深还是两处“微光”，即便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
其一是在菲律宾，日本士兵押送坦尼运送金属废料的途中，在路边的菲律宾人小店里买些水果。店主见到他们，特意从柜台下面拿出来五个新鲜的大红苹果，日本兵很高兴，花2个比索买了其中一个。
这个苹果虽然与坦尼无关，但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日本兵看不出来，那五个苹果并不是菲律宾本地的品种，而是美国特有的红苹果。这大概是一个游击队的据点，老板这么做的意义很清楚：国家没有忘记被俘的战士，一直在关注着他们。
在后来的岁月里，柜台上摆着五个红苹果的画面，一直支撑着坦尼，撑过了无数难熬的日子，最终回到祖国和家人的怀抱。
其二是在战俘营，各种物资紧缺，大多数人都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但是美军战俘休利特医生偷偷告诉坦尼：他希望为战俘制作一份病历。
休利特医生的理由很充分：虽然目前缺医少药，但大家都不可能在战俘营里呆一辈子，总有一天要获得解放。到那个时候，有了病历，有了翔实的医疗记录，医生就可以为每一个人制定更准确的方案，帮助大家恢复健康。但是休利特的要求也很难满足：在战俘营里，任何“多余的物资”都有巨大的风险，极难获得，何况是和生活保障无关的纸和笔。况且，保存这些记录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不会有任何任何现实的好处。
不过休利特医生的决心很坚定，坦尼也非常理解，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费尽了周折——先弄到牙膏，再用牙膏换烟草，最后用烟草换来纸和笔。但是，无论是休利特还是坦尼都预料不到，战后对于退伍军人管理局来说，这份战时医疗记录有多么重的分量。
另一本书是Greg Mitchell的The Tunnels: Escape under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Historic Film the JFK White House Tried to Kill（隧道：柏林墙底下的逃脱行动，和肯尼迪政府尝试叫停的纪录片），这是一本叫人眼界大开的书。
关于“翻跃柏林墙”，逃脱东柏林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不过这本书讲的却是相反的故事：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西柏林有许多人摩拳擦掌，希望打通前往东柏林的隧道，营救自己的家人和同胞。
可惜，无论是从西向东的掘进，同样是风险重重。在墙的那一边，东德边防警察严防死守，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随时监视着任何可能逃脱的人，为了保密，逃脱者往往只能在逃脱之前一两天得到消息，然后要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在墙的这一边，且形势之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首先需要找到可信的愿意挖掘隧道的同伙，同时要提防无处不在的史塔西密探；为了筹措经费，一些掘进者选择了让NBC、CBS之类的媒体拍摄掘进过程作为纪录片素材，以此获取报酬，但此举又引起了其它掘进者的异议；美国政府得知此类拍摄计划之后，为了避免激怒苏联，导致冷战局势失控，极力劝阻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但又不能触碰“破坏言论自由”的红线；西德官方也得知了此类计划，他们一方面希望看到更多成功的逃脱行动，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些行动被作为商业媒体的素材……
书中详细描述了三次逃脱行动，一次成功，两次失败。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三次逃脱行动中的一个片段。
那是1962年11月14日夜里的逃脱行动。本次逃脱行动由前东德著名自行车运动员赛德尔（Seidel）主导，他和妻子早已逃脱成功，但他念念不忘要救出自己的母亲，所以积极参与到隧道掘进中来，并在逃脱行动的当晚自告奋勇，打破对妻子“永远不做第一个出隧道的人”的承诺，率先前往东柏林的隧道出口接应——虽然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东德政府的重点关注名单上。
不幸的是，这次逃脱的成员早已被史塔西渗透，行动早已被史塔西得知。除了守株待兔，史塔西更早早在隧道穿越边界的上方埋好了炸药，2.5公斤TNT，再加2.5公斤黑索金（高能炸药），足够把隧道炸塌，附近的房屋也难以幸免。对史塔西来说，误伤不重要，反而恰恰是他们所期望的，这样就可以作为栽赃宣传的材料，证明西德“破坏分子”的险恶。
第一个钻出隧道的赛德尔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史塔西的俘虏，第二名掘进人员鲍里斯刚刚钻出隧道，就听到赛德尔大喊：快来，我们需要帮助一个病人！
隧道里的人迅速意识到不对，以逃脱行动的保密要求，绝对不可能有人大喊，一定发生了什么。正在他们议论之时，赛德尔叫起来：快跑，有人告密，当兵的要开枪！
恼羞成怒的史塔西迅速把赛德尔拉到房间里（迎接他的是一顿毒打），同时现场的指挥官莱布霍兹（Leibholz）命令引爆，炸塌隧道，防止“破坏分子”逃回西柏林。
负责引爆的是国家安全部的爆破专家理查德·施梅恩（Richard Schmeing）中尉，他的业务非常熟练，也深得组织信任，但是在那一刻他犹豫了。因为他看到就在距离炸药不远的地方，夜色中有两个年轻人在拥吻，刚刚看完电影回来的他们，浑然不觉危险近在咫尺。如果引爆炸药，他们必然尸骨无存。施梅恩早年曾经从纳粹集中营幸存，这段经历大概让他比普通人多了几分恻隐之心，于是他抗议说：“那里有对年轻人。”
但是他的抗议只换来另一次的“引爆”，而且是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无可奈何之下，施梅恩按下了引爆按钮。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施梅恩又一次按下引爆按钮，仍然是一切宁静。
史塔西气急败坏地大喊：“猪逃掉了！”
这次行动，虽然史塔西抓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人物赛德尔，但这也只是他们全部的收获。更多的“破坏分子”没有抓到，更让他们恼火的是，炸药经常没有引爆，尽管新闻稿都已经准备完毕。事后检查发现，引爆线早在行动之前就被人用钝器或者玻璃碎片割开，然后用力拉断。在此后数十年里，史塔西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追查罪魁祸首，但是一无所获。
所以，大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谁切断了引爆线。不过，切断它的那个人大概也不知道，他的行动，不单挽救了隧道里的那些人，还额外挽救了夜色中拥吻的两名无辜的年轻人，更挽救了施梅恩的余生——他再不用接受组织的纠缠，也再不需要背负良知的债务。
时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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