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这种轰炸其实德国许多城市都经历过。为什么时至今日，德累斯顿的轰炸被全世界的人所记得，而德国其它城市遭遇的轰炸却没有这样广泛的记忆？很大程度上，这与一名美国人有关。
这名战俘叫克尔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几十年后，他写作了一本不朽名著《五号屠宰场》。《五号屠宰场》的主人公叫翁毕勒，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冯内果让他带着读者，来到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当晚。
冯内果是有资格这么写的。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当晚，他作为一名美军战俘，就被关押在德累斯顿的五号屠宰场。在他1945年寄出的书信中，曾有如下记述：
2月14日，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是英国皇家空军。24小时之内，他们携手炸死了25万人，把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城市的德累斯顿炸成废墟。不过，我还活着……
这之后冯内果一直希望写以德累斯顿轰炸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最后终于有了《五号屠宰场》。这本书写战争，却不推崇战争，而是关注到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阵营，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五号屠宰场》里，关于轰炸的描述是这样的：
外面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整个城市都在熊熊烈火之中，这火焰吞噬了一切生物，以及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直到第二天中午，防空洞外面才算安全。美国战俘和四名德国看守爬出地面，看到整个天空都被浓烟笼罩，太阳只有小小的一个针头那么大。这时候德累斯顿已经变成了月球，除了矿产，什么都没有。石头热得烫手，四下里都是死人……
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城里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按道理都活不下来了。如果城里还有人走动，这就表示轰炸行动不算完美：月球上是没有人的啊。
冯内果为什么要牵扯到“月球”？因为这本书发表是在1969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同时也完成了载人登月的壮举。所以，他要把被轰炸之后的德累斯顿比作月球，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荒谬。
冯内果的写作成功了，《五号屠宰场》不但在当时一鸣惊人，而且在1972年被拍成电影，后来更被纽约公共图书馆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百部英文小说”中排名18。
然而，冯内果想不到的是，一本以反战为基调的伟大作品，几十年后竟然被新纳粹利用，成为蛊惑人心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
在1945年的信里，冯内果说轰炸造成了25万人死亡。到了1969年的《五号屠宰场》，他把数字修正为13.5万。为什么会这样？轰炸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呢？
从1934年起，纳粹制定的《新闻编辑法》就开始生效，把新闻定义为国家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公民社会监督政府、理性表达意见的平台。相应的，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被政府严格控制，一切为纳粹的统治服务。
对于英美空军持续不断的轰炸，戈培尔掌管的帝国宣传部当然不会把它们描述为来自盟军的打击，相反，是把它们描述为对德国的威胁和羞辱，以此激发普通德国民众的抵抗意愿。
虽然之前说过，二战的历史表明，无论对哪个国家，战略轰炸都不能摧毁普通民众的抵抗意志，相反会激发这种意志。但是在战争中，谁都没有把握去“放任”，戈培尔也是如此，他要向他的国民证明：英美的战略轰炸不是针对纳粹，而是试图消灭整个日耳曼民族。由此，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德国想与盟军和谈是死路一条，只有抵抗到底才是唯一出路。
在德累斯顿轰炸结束之后，戈培尔“特许”外媒不受纳粹的新闻审查，深入现场报道惨状，并竭力提供居民惨死、古都沦为废墟的照片。瑞典的两家报纸迅速跟进作了报道。一家报道有“数十万人遇难”，另一家报道“遇难者人数在二十万人左右”。对这些报道，戈培尔全部不予否认，反而极力扩散。
为何遇难人数的估计会有这样大的差别？真实的遇难人数是可以统计到的吗？
当然是可以统计到的。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
轰炸之后，当地政府就开始了全面细致的清查。有一位刚从波兰逃命到此的德国难民，幸运地生存下来，在清查中，她费尽心思携带的现金都被查了出来，甚至，在另一处躲过这场劫难的丈夫也被找了出来，并且把两人对上了号。
根据纳粹残存的档案，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时的遇难人数应当在两万到两万五千人左右。无论如何，与之前媒体报道的“几十万”存在数量级的差别。所谓“几十万”，当然是戈培尔当年刻意营造，然后被媒体报道的数字。
但是对德累斯顿轰炸的亲历者而言，数字的差别大概没有那么重要。不但有亲历，还有那么多文字，那么多照片，那么多文艺作品，证明这个美丽的城市曾经遭受过多么深重的苦难。这已经足够了。
二战之后，德累斯顿被划归苏联占领区，最后属于东德领土。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堪称德累斯顿地标的圣母大教堂，一直以瓦砾的形式存在着，直到两德合并。
东德政府是刻意这样做的，保留在城市中心区域的瓦砾堆，每时每刻都在无声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漠视生命，残暴地希望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德累斯顿是“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模范城市”。因此，遇难人数到底是几十万还是几万，这就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德政府更每年组织轰炸纪念活动，把全城的人凝聚起来，让大家产生共同的情感，塑造共同的记忆。在强有力的组织下，参加人数一度达到20万人之多，并确实成为了德累斯顿人的共同记忆。
两德统一之后，德累斯顿政府提出一向主张，从全世界募集资金，重建圣母大教堂，希望借此把德累斯顿打造成带着基督教信仰的世界和平中心，化解大家心中的仇恨。他们确实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也重建了圣母大教堂，但“世界和平中心”的愿望却落空了，反而事与愿违。
为什么会这样？
两德统一之后，原东德地区为了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资产贬值，学历、工作资历不被承认，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产生了失落感，觉得自己成为了二等公民。
这一切，让新纳粹组织看到了可乘之机。他们名正言顺地延续了每年2月13日的轰炸纪念活动，在活动上以“不忘历史”为口号，堂而皇之地夸张曾经遭受的苦难，极力渲染德累斯顿人先被英美野蛮轰炸，又被东方阵营长期统治的历史，倡导德意志民族“携起手来”，激发大家的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
不得不说，他们的举动相当有效。
德累斯顿经历的轰炸，长期以来并不能得到科学客观的讨论，而总是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通过对苦难的夸张渲染，达到期望见到的效果。冯内果的《五号屠宰场》，曾经以生动的笔触鼓舞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的反战情绪，被誉为伟大的作品，时过境迁，却被新纳粹拿来，用作渲染德累斯顿历史苦难的颜料。
即便是最关键的遇难者人数，因为纳粹和东德当局长期不进行澄清，而是含糊其辞，所以即便两德统一之后许多学者和研究项目给出了证据，德累斯顿的许多居民仍然不相信轰炸的受难者“只有两万人”，反而认为这是阴谋——持这种观点的人并非老年人，而是年轻人甚至青少年，他们没有亲历过当年的轰炸，记忆完全来自书本的塑造和媒体的影响。可以想见，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
今天，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如果从新闻上看到德累斯顿——这座曾经漂亮非凡、充满艺术成就的城市——竟然变成了新纳粹党的大本营，往往会感到不可思议。然而，如果你真正了解过德累斯顿经历过的种种苦难和曲折，大概不难理解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如果认真读过德国历史就会知道，德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想真正与历史和解，放下仇恨，就必须直面事实，不管你有多尴尬。
许多人都知道，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开放了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档案。普通人去查阅自己的档案，才知道自己身边曾经有多少特务，被打过多少小报告。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开放秘密警察档案”曾经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当时许多人打小报告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为，他们选择做不光彩的事情，并非内心多么邪恶，或许只想换来自己应有的一点升学、旅行的正当权利而已。更大的危险在于，如果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很可能造成家庭分崩离析，朋友一刀两断的局面。为了已经过去的尴尬历史，需要把伤口再次撕开，展现真实但血淋淋的一面吗？
德国人的答案是：需要。
如果关于过去的回忆不能回到事实的层面，那么过去就只能是无数口耳相传的叙事，既不能互相验证，也不能互相支撑。这样的叙述代代相传，只会让模糊的变得更模糊，让小过错变成世仇，让小分歧演变成大冲突，让不同的群体在各自更多蜷缩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回音壁前，最终积重难返，爆发时已经无可挽回。所以，如果历史的伤口没有清理干净，人需要重新撕开它，正视它，哪怕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如果说开放秘密警察档案，成为“直面历史”的正面例子，那么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关于轰炸的回忆，就是反面的例子。在大家已经普遍能平常心看待秘密警察档案的今天，德累斯顿人仍然徘徊在历史宿怨的阴影之中。
今天，谁能解开德累斯顿人的这种纠结困境？或许，参与统计德累斯顿遇难人数的历史学家Matthias
Neutzner的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历史记忆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忠诚于负责任的历史记忆（Verpflichtung
für ein verantwortliches Erinn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