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这种轰炸其实德国许多城市都经历过。为什么时至今日,德累斯顿的轰炸被全世界的人所记得,而德国其它城市遭遇的轰炸却没有这样广泛的记忆?很大程度上,这与一名美国人有关。
这名战俘叫克尔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几十年后,他写作了一本不朽名著《五号屠宰场》。《五号屠宰场》的主人公叫翁毕勒,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冯内果让他带着读者,来到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当晚。
冯内果是有资格这么写的。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当晚,他作为一名美军战俘,就被关押在德累斯顿的五号屠宰场。在他1945年寄出的书信中,曾有如下记述:
2月14日,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是英国皇家空军。24小时之内,他们携手炸死了25万人,把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城市的德累斯顿炸成废墟。不过,我还活着……
这之后冯内果一直希望写以德累斯顿轰炸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最后终于有了《五号屠宰场》。这本书写战争,却不推崇战争,而是关注到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阵营,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五号屠宰场》里,关于轰炸的描述是这样的:
外面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整个城市都在熊熊烈火之中,这火焰吞噬了一切生物,以及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直到第二天中午,防空洞外面才算安全。美国战俘和四名德国看守爬出地面,看到整个天空都被浓烟笼罩,太阳只有小小的一个针头那么大。这时候德累斯顿已经变成了月球,除了矿产,什么都没有。石头热得烫手,四下里都是死人……
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城里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按道理都活不下来了。如果城里还有人走动,这就表示轰炸行动不算完美:月球上是没有人的啊。
冯内果为什么要牵扯到“月球”?因为这本书发表是在1969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同时也完成了载人登月的壮举。所以,他要把被轰炸之后的德累斯顿比作月球,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荒谬。
冯内果的写作成功了,《五号屠宰场》不但在当时一鸣惊人,而且在1972年被拍成电影,后来更被纽约公共图书馆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百部英文小说”中排名18。
然而,冯内果想不到的是,一本以反战为基调的伟大作品,几十年后竟然被新纳粹利用,成为蛊惑人心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
在1945年的信里,冯内果说轰炸造成了25万人死亡。到了1969年的《五号屠宰场》,他把数字修正为13.5万。为什么会这样?轰炸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呢?
从1934年起,纳粹制定的《新闻编辑法》就开始生效,把新闻定义为国家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公民社会监督政府、理性表达意见的平台。相应的,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被政府严格控制,一切为纳粹的统治服务。
对于英美空军持续不断的轰炸,戈培尔掌管的帝国宣传部当然不会把它们描述为来自盟军的打击,相反,是把它们描述为对德国的威胁和羞辱,以此激发普通德国民众的抵抗意愿。
虽然之前说过,二战的历史表明,无论对哪个国家,战略轰炸都不能摧毁普通民众的抵抗意志,相反会激发这种意志。但是在战争中,谁都没有把握去“放任”,戈培尔也是如此,他要向他的国民证明:英美的战略轰炸不是针对纳粹,而是试图消灭整个日耳曼民族。由此,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德国想与盟军和谈是死路一条,只有抵抗到底才是唯一出路。
在德累斯顿轰炸结束之后,戈培尔“特许”外媒不受纳粹的新闻审查,深入现场报道惨状,并竭力提供居民惨死、古都沦为废墟的照片。瑞典的两家报纸迅速跟进作了报道。一家报道有“数十万人遇难”,另一家报道“遇难者人数在二十万人左右”。对这些报道,戈培尔全部不予否认,反而极力扩散。
为何遇难人数的估计会有这样大的差别?真实的遇难人数是可以统计到的吗?
当然是可以统计到的。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
轰炸之后,当地政府就开始了全面细致的清查。有一位刚从波兰逃命到此的德国难民,幸运地生存下来,在清查中,她费尽心思携带的现金都被查了出来,甚至,在另一处躲过这场劫难的丈夫也被找了出来,并且把两人对上了号。
根据纳粹残存的档案,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时的遇难人数应当在两万到两万五千人左右。无论如何,与之前媒体报道的“几十万”存在数量级的差别。所谓“几十万”,当然是戈培尔当年刻意营造,然后被媒体报道的数字。
但是对德累斯顿轰炸的亲历者而言,数字的差别大概没有那么重要。不但有亲历,还有那么多文字,那么多照片,那么多文艺作品,证明这个美丽的城市曾经遭受过多么深重的苦难。这已经足够了。
二战之后,德累斯顿被划归苏联占领区,最后属于东德领土。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堪称德累斯顿地标的圣母大教堂,一直以瓦砾的形式存在着,直到两德合并。
东德政府是刻意这样做的,保留在城市中心区域的瓦砾堆,每时每刻都在无声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漠视生命,残暴地希望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德累斯顿是“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模范城市”。因此,遇难人数到底是几十万还是几万,这就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德政府更每年组织轰炸纪念活动,把全城的人凝聚起来,让大家产生共同的情感,塑造共同的记忆。在强有力的组织下,参加人数一度达到20万人之多,并确实成为了德累斯顿人的共同记忆。
两德统一之后,德累斯顿政府提出一向主张,从全世界募集资金,重建圣母大教堂,希望借此把德累斯顿打造成带着基督教信仰的世界和平中心,化解大家心中的仇恨。他们确实募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也重建了圣母大教堂,但“世界和平中心”的愿望却落空了,反而事与愿违。
为什么会这样?
两德统一之后,原东德地区为了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资产贬值,学历、工作资历不被承认,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产生了失落感,觉得自己成为了二等公民。
这一切,让新纳粹组织看到了可乘之机。他们名正言顺地延续了每年2月13日的轰炸纪念活动,在活动上以“不忘历史”为口号,堂而皇之地夸张曾经遭受的苦难,极力渲染德累斯顿人先被英美野蛮轰炸,又被东方阵营长期统治的历史,倡导德意志民族“携起手来”,激发大家的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
不得不说,他们的举动相当有效。
德累斯顿经历的轰炸,长期以来并不能得到科学客观的讨论,而总是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通过对苦难的夸张渲染,达到期望见到的效果。冯内果的《五号屠宰场》,曾经以生动的笔触鼓舞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的反战情绪,被誉为伟大的作品,时过境迁,却被新纳粹拿来,用作渲染德累斯顿历史苦难的颜料。
即便是最关键的遇难者人数,因为纳粹和东德当局长期不进行澄清,而是含糊其辞,所以即便两德统一之后许多学者和研究项目给出了证据,德累斯顿的许多居民仍然不相信轰炸的受难者“只有两万人”,反而认为这是阴谋——持这种观点的人并非老年人,而是年轻人甚至青少年,他们没有亲历过当年的轰炸,记忆完全来自书本的塑造和媒体的影响。可以想见,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
今天,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如果从新闻上看到德累斯顿——这座曾经漂亮非凡、充满艺术成就的城市——竟然变成了新纳粹党的大本营,往往会感到不可思议。然而,如果你真正了解过德累斯顿经历过的种种苦难和曲折,大概不难理解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如果认真读过德国历史就会知道,德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想真正与历史和解,放下仇恨,就必须直面事实,不管你有多尴尬。
许多人都知道,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开放了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档案。普通人去查阅自己的档案,才知道自己身边曾经有多少特务,被打过多少小报告。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开放秘密警察档案”曾经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当时许多人打小报告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为,他们选择做不光彩的事情,并非内心多么邪恶,或许只想换来自己应有的一点升学、旅行的正当权利而已。更大的危险在于,如果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很可能造成家庭分崩离析,朋友一刀两断的局面。为了已经过去的尴尬历史,需要把伤口再次撕开,展现真实但血淋淋的一面吗?
德国人的答案是:需要。
如果关于过去的回忆不能回到事实的层面,那么过去就只能是无数口耳相传的叙事,既不能互相验证,也不能互相支撑。这样的叙述代代相传,只会让模糊的变得更模糊,让小过错变成世仇,让小分歧演变成大冲突,让不同的群体在各自更多蜷缩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回音壁前,最终积重难返,爆发时已经无可挽回。所以,如果历史的伤口没有清理干净,人需要重新撕开它,正视它,哪怕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如果说开放秘密警察档案,成为“直面历史”的正面例子,那么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关于轰炸的回忆,就是反面的例子。在大家已经普遍能平常心看待秘密警察档案的今天,德累斯顿人仍然徘徊在历史宿怨的阴影之中。
今天,谁能解开德累斯顿人的这种纠结困境?或许,参与统计德累斯顿遇难人数的历史学家Matthias
Neutzner的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历史记忆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忠诚于负责任的历史记忆(Verpflichtung
für ein verantwortliches Erinn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