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和朋友聊天，“落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之前小有所成者，“不确定性”往往落实成“跌落/中落的可能性”，让人担心。我还记得到德国之前，有位朋友很真诚地问我：就这么走？现在好歹也算somebody，到新的国度人生地不熟，就要成为nobody，一切重新开始，不觉得可惜吗？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也不是不能回答。
从somebody到nobody，看起来落差很大，好在，我还经历过更大的落差，有过记忆更深的高光时刻。
那是90年代初，一个盛夏的傍晚。当时小学升中学还没有完全“划片入学”，市里最好的中学仍然可以举行自己的入学考试，掐尖录取。我已经得知自己的分数是158：数学80，语文78，听起来无论如何都不是漂亮的分数。能不能被录取，这是未知数，还得在录取名单公布的时候，自己去学校看告示栏。
南方的夏日总是酷热，即便太阳已经落山，即便学校旁边就是湘江，暑气依旧炽烈。那晚上是父母陪我，到学校天已经接近全黑，暗淡的路灯下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告示栏里，无数人的名字、分数、录取情况被针式打印机密密麻麻地排列起来。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准备不足——有人带了手电筒，可以自由发挥，没带手电筒的人则大多凑在路灯能照亮的那几张名单上寻找。
好不容易挤进去，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这时候旁边有人问：你考了多少分？答曰：158。
什么？158？这么高的分数你还在这里找什么，去最前面，第一张纸上看，应该在那里。
我们将信将疑，来到人烟稀少的另一头，借着微弱的光仔细寻找自己的名字。不料很快就找到了，全市第18名。真是喜出望外，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会是自己的排名，这也意味着，被周围人念叨了大半年的“考学”，从此不再是烦恼。
一个人一生或许会经历许多的高光时刻，有时候是志得意满，有时候是百感交集。但是，少年的高光时刻或许最为特殊，因为它很真诚很纯粹，没有对斤斤计较于结果，也不需要感慨万千于过去。
之所以谈到这些，是因为我最近在读Michael J.Sandel（对，就是讲《公正》的那位桑德尔教授）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精英统治的暴政”，繁体中文版翻译为“成功的反思”），感受到很多触动。
长期以来，社会和公众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某些信条：社会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具体说，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而且只能靠自己，每个人的境遇都是“智商+努力”组合的结果。
如果看起来这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会自然而然接受它的另一面：每个人所得的都是他应得的。故而，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他有天赋又努力；失意者之所以失意，恰恰是因为他没天赋也不努力。
这一切是对的吗？
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社会上流传的观点都是“有钱是原罪”，“富人必须赎罪”，它确实造成了诸多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权利被世袭制度垄断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信念，有利于避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社会撕裂。
变化发生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有钱”不再是不道德的，反而是很道德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之后，“越成功（有钱）证明越有本事”，“越成功（有钱）贡献越大”的说法流行开来，大行其道。与之伴随的还有一系列观念，比如“凡事都靠不住，一切只能靠自己”，“混得不好不能怪别人，只怪自己没本事”。
对于这类观念，成功者当然甘之如饴，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成功”，豁免了各种能力和道德上的质疑，更可以毫发无损地站在制高点上指责境况不如自己的人：“活该，谁叫你们没本事呢？” ——或许话没有这么直白，但是观念的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西方，左翼势力长期以来都得到了大量中低收入人群、未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支持。但是最近几十年，他们的票仓已经转移到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状况良好的人群。为什么？原因之一是传统支持者被嫌弃和抛弃了。
巴马演讲时，最喜欢拿自己的成长经历证明“美国梦”的合理性，“只要有梦想，肯奋斗，人人都可以脱胎换骨”，他也不忘反复强调“聪明”，“不反对所有战争，而是反对愚蠢的战争”，“要做事，但是要聪明地做事”。言外之意，必须“有梦想”，必须“够聪明”，才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才能“不被历史抛弃”。
这一切看起来没有问题，事实却是另一番模样。
计数据显示，最近四十年，美国社会实现阶层跃升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换句话说，从统计意义上，一个普通人在欧洲国家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境遇，虽然这里不整天鼓吹“美国梦”。
一面是“梦想+奋斗就能实现理想的生活”，一方面是现实中的各种困境和无奈，造成了整个群体内心里的巨大落差。于是乎，世界范围内仍然发生了右翼尤其是极端右翼的回潮——对广大境况一般的普通人来说，“奋斗、努力、聪明、机会”等等已经破产，沦为空洞说辞，“越有本事越成功（越没本事越不成功）”不再是正向的激励，而是饱含挫败的诅咒。
一边阅读这本书，一边观照自身，我明白了成功者偏爱“奋斗论”的原因，也明白了落差感给人剧烈冲击的原因：所谓“落差”，往往都来自“曾经辉煌者”，以往“成功”过，恰恰说明自己有本事，既然这样，要如何解释今天的“不成功”呢？是本事变差了，还是过往的“成功”根本就是虚妄，自己本没有那么强？无论取哪种解释，接受起来都有难度。
那么，真正的出路在何方？我认为，Sandel给社会开出的药方，同样适用于个人。
第一，承认运气的作用。
成功者的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的因素，运气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成功者来说，承认这一点似乎有些尴尬，因为这样一来，“成功”的光芒就不那么耀眼。然而事实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运势已去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运势已去的凡人，依旧是凡人，谁都不值得被拉到“成功”的天平上谴责一番。
第二，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只顾私利，无视社会的撕裂，最后只能一损俱损。
些年网上流行一段视频，高速收费员在收费站撤除时的哭诉，“做了许多年，现在别的什么也不会”，然后引起许多人的激烈批判：“谁让你甘于现状，不思进取？”言下之意，这纯粹是咎由自取，丝毫不值得同情。然而我觉得，我们可以反思制度，但对个体需要有起码的关怀。从形而上的层面，这是在彰显人道主义的价值，从形而下的层面，也是在预防极端事件的发生。
此外我还愿意加上另一点，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无法永远处于世俗意义上的顺境，永远“越来越好”。社会的回潮当然会造成个人的苦闷，但这是（无奈的）正常现象；同样，个人的境遇也会有起伏，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正常现象，“总不能好运永远眷顾你吧？”
况且，个人面对这种问题是有更多出路的。如果你不管身处何方，在努力生活的同时，还能摆脱“成功就证明有本事，不成功就证明没本事”的束缚，不再留念过往的成功，不再担心未来“不成功”，找到新的希望和寄托。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德国朋友（ 德国生活点滴：二手奇缘），她的父母在东德政权垮台之后，依靠自己的努力，也依靠机遇，避免了家庭落入悲惨的境地。“但是我很清楚，像我家这样的情况只是特例，那段日子对绝大多数东德家庭来说，都是灰暗的，所以不少人对社会抱有情绪。但是错不在他们，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努力去做教育，从小教导孩子们平等待人、互帮互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很喜欢和这些朋友聊天，聊的越多，“落差”的焦虑就越少。如今，我宁愿把记忆里的高光时刻局限在90年代初那个夏夜，只是在公告栏看到自己名字而欣喜的少年。这之后的各种经历，无非是一段又一段不同的风景而已。
对芸芸众生来说，如何能真正摆脱“落差”的焦虑？答案是，你需要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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