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9日，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F-35战机在三泽基地以东约135公里的太平洋上空坠毁。有报道称，中俄有计划在水下秘密打捞这架战机的残骸。
一个国家，真的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海底打捞其它国家的失事装备吗？这听起来太像天方夜谭了吧？
不过，这还真不是天方夜谭。冷战期间，美国佬真的这么干过一回，而且至今CIA都将此次行动视为“冷战期间的工程奇迹”。要我说，这也实在是一个太精彩也太长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请务必留出足够多的时间，不要耽误正事。
楔子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玩了命地侦察，恨不得把对方的一举一动全都了解清楚。美国海军也是这样，对于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堪察加半岛的基地，他们更是维持着不间断的监视。
1968年3月初，美国海军“魮鱼”号（Barb）潜艇听见苏联人在无线电里明文反复焦急呼叫：“红星，请回答！红星，请回答！”，却一直没有回音。
接着他们又发现，苏联人出动了两艘驱逐舰、三艘护卫舰、三条扫雷艇、两艘工作母船、十艘支援船，在海面上来回搜索。
空中还有苏联飞机来回穿梭，不停扫描洋面。这是三月初的太平洋北部，海面毫不平静，有时候甚至达到了九级海况—— 整个海面布满了稠密的浪花层，空气中满是水滴和飞沫，能见度相当低。可是苏联人毫不畏惧，夜里也不休息，这明显是违反常理的，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呢？
“魮鱼”号核潜艇。来源：Wikipedia
“魮鱼”号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部报告了他们观察到的情况，得到的指令是“继续观察”。接着，美国太平洋舰队也派出了飞机前来观察。云层下方，红海军能清楚听到美国飞机的声音，云层上，美国人只能通过偶尔出现的空隙看到红海军在忙碌。
那么，苏联人到底在找什么呢？原来，他们在找一艘失踪的潜艇。
沉没
编号为K-129的红海军潜艇，属于西方编号“高尔夫”级，也是世界海军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型潜艇。它虽然采用常规动力（也就是柴油机），但是与通常只用鱼雷作战的常规动力潜艇不同，它携带了三枚核导弹。要知道，各国搭载了核导弹的潜艇全部采用核动力——核导弹份量不轻，只有核反应堆能提供充沛的动力。
因为核导弹体积庞大，“高尔夫”的机动性比较弱，为了保证安全，苏联人给它额外配备了两条核鱼雷。核鱼雷是苏联海军的独门宝贝，两条就足够摧毁美国海军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型号为SS-N-5“塞尔维亚人”核导弹更是惊人，单枚威力超过100万吨TNT，射程可达1200公里。
资料图片：K-129
K-129是一艘1960年下水的老潜艇了，它的艇长Vladimir Kobzar也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这是Kobzar的最后一次出海任务。回来以后，他就要到海军司令部任职，到时候他指挥的就不是一艘潜艇，而是很多艘潜艇了。
在本次出海之前，K-129刚刚完成一次任务，1967年11月30日才返回。这次任务中恶劣的海况让船员受尽了折磨，大家本以为可以像往常一样，好好休息一段。可惜司令部的一纸命令毫不留情：所有人必须在2月5日到8日之间集合，准备再次执行任务。
为了保持核威慑，太平洋舰队常年派出“高尔夫”级潜艇在太平洋巡航，保证美国西海岸大城市在其核导弹的射程之内。因为无线电波不能穿透海水，同时也为了保持机密，所以大部分时间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在约定通讯时间潜艇上浮到海面进行通讯。其它时间里，潜艇都在通气管深度靠柴油机航行（UDP，Underwater Diesel Power），遇到敌情则下潜使用电池+电动机保持隐蔽。
2月25日中午12点，K-129的核鱼雷和核导弹装载完毕，驶出军港。按计划，它将朝南行驶，中途不定期变换航向，按照Z字航迹行驶，避免被侦察到。穿过180度经线之后，它会改变方向朝东，确保美国西海岸大城市进入核导弹射程之内。
按计划，3月8日它会浮出海面与司令部通讯。然而3月8日到了，无线电却一直静悄悄的。这倒不要紧，苏联人从来没有损失过装载了核导弹的潜艇，而且无线电也会受天气的影响。然而到了3月9日，依然什么消息也没有。这一下，红海军紧张了。美国海军的“魮鱼”号潜艇看到的，就是苏联的搜救船队。
因为不能时刻保持联系，所以红海军司令部并不知道K-129到底在哪里。按照估测，他们在海图上画出了一块85万4千平方海里的区域——面积相当大，却不必悲观，出海执行任务的潜艇都携带了足够的给养，只要有空气，在海上撑3个月没有问题。
K-129的原定返航日期在5月5日，但是艇员家属们一直没有等到亲人返回。她们徒劳地一直等到9月12日，才拿到一纸通知，宣布K-129在执行任务途中损失了，“艇员全部牺牲”。
事实是苏联人一直没有找到潜艇，他们也不打算声张，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说出去还会有风险。苏联海军上将Dygalo后来写道：按照国防部的命令，K-129的记录被从在册舰艇里抹掉了，似乎从未存在过。莫斯科认为，事情该告一段落了。
不过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可不是苏联人说了算的。美国海军通过各方面收集到的信息，已经知道了K-129的沉没。
侦察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海军已经在布置海底针听阵列，到60年代，已经覆盖了众多海域。美国海军发现，每一型潜艇在行进过程中，其噪音——来自螺旋桨、冷却器、发动机——都呈现出独特的重复模式，这种“声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可以用来精确识别潜艇的型号。美国海军搞出的这套侦听识别设备，全称是SOSUS（Sound Surveilliance System，声音侦听系统）。
为了SOSUS，美国海军可谓不惜血本。在研制阶段，海军就投入了5100万美元，然后又投入巨资将其制造成型。每套侦听阵列的部署成本大概是1000万美元，之后每年还需要1300万美元的维护费用。在50年代，这可真是一笔大钱。
被动侦听系统原理图，以MGK-608E为例。来源：concern-agat.ru
发现红海军的搜索行动，根据其他情报大致猜测到K-129失踪之后，美国海军把SOSUS在3月1日到15日的所有数据都拉出来，反复筛选。当时还没有强大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全靠人力从各种噪声中分辨。可惜，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不过不要紧，美国人还有其它的武器。
二战之后，美国人密切监视着苏联的导弹项目。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要求空军有能力从声音、尾焰等迹象识别苏联人的导弹型号，这样就可以留出足够长的时间。年轻工程师Carl Romney带领的团队完成了这项任务，只要侦测到爆炸（导弹点火也算一种爆炸），他们就可以识别出对应的型号。这就是美国空军的AEDS（Atomic Energy Detect System，核能侦测系统）。
之后Romney他们又想到，同样的原理可以用来发现潜射导弹，于是找到海军的SOSUS要求合作。虽然侧重点不同，SOSUS感兴趣的是“绵绵不绝”的低吟，而AEDS感兴趣的是“平地惊雷”的巨响，但还是有很多数据和技术可以共享。
在空军保证维持同样的保密级别之后，双方达成了合作，最终结果就落地在AFTAC（Air Foce Technical Applications Center，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美国海军和空军向来不睦，AFTAC虽然也能知道海里的事，空军的名字可是不能丢掉的。
1968年3月，海军情报办公室的人来找Romney，大致说明了事由。听完，Romney答应帮忙。北太平洋的AFTAC的记录显示，3月11日确实有一次强烈的爆炸。因为知道声音在海水里传播的速度，根据不同节点听到声音的时间，他们可以通过几何知识计算出爆炸的准确地点，大致在北纬40度，西经180度，也就是夏威夷西北1560英里。这个地点没有地震，没有火山，也没有大型的鲸类。而且6秒钟之后还有一次爆炸。两次爆炸的声学特征很类似，地点都在苏联人搜救的大范围之内。
K-129沉没点。来源：Wikipedia
所以，这不会是其它东西，只能是K-129！那么，下一步该干什么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海军一直不怎么重视深海活动，普通潜艇能到达的两三百米的深度，已经让大家觉得满意了，直到遇到一起事故。
1963年4月10日，“长尾鲨（Thresher）”号核潜艇在波士顿以东350公里处进行深潜任务时发生意外，沉入2560米的海底。当时，海面上配合的“云雀”号支援船最后收到的是断断续续的信号：遇到小麻烦…准备抬头上浮…吹除压舱水。
“长尾鲨”号核潜艇，摄于1961年。来源：Wikipedia
“长尾鲨”号沉没的深度超出了海军的能力范围，海军甚至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不要说营救，就连事故分析都不可能。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面前，美国海军开始重视深海活动能力。到1968年，已经初见成效。
1968年5月22日，美国海军损失了第二艘核潜艇“蝎子（Scorpion）”号。不过这一次，海军不再束手无策。仅仅5个月之后的1968年10月，海军就准确定位到“蝎子”号沉没的地点和深度，并且拍取了照片，配合SOSUS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事故的来龙去脉了。
不过在知道了K-129的沉没地点之后，美国海军的搜救技术要用到从来也没想过的地方了。虽然是在深海，却不是搜救，而是打捞敌对国家潜艇，挑战截然不同。
“蝎子”号残骸。来源：Wikipedia
在仔细分析了K-129之后，海军确定了最有价值的目标：核弹头、密码本。虽然海军有深海搜救技术，但深海打捞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在5000米深的海底打捞一艘2000吨重的潜艇，谁都没有做过——到现在为止，大多数打捞仍然局限于在浅水用浮筒直接起浮。所以海军的想法很简单，派小型潜艇深入水下，在关键部位爆破，然后挑选出最有价值的对象，带上海面来。
这个朴素的想法被海军上将Thomas M.Moore将军直接否定了：在5000米的深海，在核弹头旁搞爆炸，本来已经是风险巨大的操作。爆炸完成之后只会留下一地残骸。在这一堆残骸里寻宝，要找的东西大的如核弹头，小的如密码本，谈何容易？
海军上将Thomas M.More。来源：ibiblio.org
Moore想知道，残骸在海底是不是完整的？如果是，能不能整体捞上来？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美国海军注意到，海底侦听阵列没有发现异常声音。他们推断，潜艇沉没时，舱盖应当是打开的，海水灌进了潜艇，否则沉没后内部压力会引起二次爆炸。为了证实猜想，他们专门找了一艘二战的潜艇来试验，在海面打开舱门下沉。对比SOSUS数据，可以认定，K-129沉没时舱门是开的。也就是说，它在海底还是完整的。
第二个问题则非常麻烦，别说海军，整个美国都没有谁掌握过这种打捞技术。不过如果掌握了这种技术，别说打捞潜艇，攫取海底下藏着的各种宝藏都可以想象。考虑到巨大的利益，海军决定，收集完整信息之后汇报给总统。
美国海军的核潜艇众多，但不是所有核潜艇都执行完全的军事任务，“大比目鱼（Halibut）”号就是例外。“大比目鱼”是美国海军比较早装备的核潜艇，经过两轮改装，它安装了国家安全局（NSA）的特殊天线，这样可以进行特别的无线电通讯，还有一套特殊系统能让潜艇“悬停”在水中，这样搭载的NSA和CIA的专家就可以做细致分析，甚至派出深海潜水员来近距离观察。“大比目鱼”的舰桥部分也做了改动，额外的隆起里布置了一间暗房，一个数据分析中心，还安装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UNIVAC 1124计算机。
“大比目鱼”号核潜艇。来源：nationalinterest.org
1968年7月15日，也就是K-129失事4个月之后，“大比目鱼”受命出海。虽然出于保密考虑，只有少数核心人员知道此行的目的，但大多数人都可以猜到，他们将要朝向西北，去深海里找一艘俄国潜艇。
海军之前已经能把K-129的失事地点定位到5海里的精度，一旦到达指定位置，潜艇上搭载的专家就会把区域画成网格，按照之前的计划，放出名叫“fish”的深海探测器去寻找。专家会密切注意fish的声呐图像，找到可疑目标之后，开启摄像机目视确认。
在深海寻找了几周之后，“大比目鱼”仍然一无所获，情况开始变得恶劣，空气浑浊、压力上升、士气下降……而且本次深海搜索属于临时派给“大比目鱼”的任务，甚至没有来得及补充足够的新鲜食物，潜艇上装的全部是罐装和冷冻食品。但是，艇长仍然没有放弃。
到时间过去四周半的时候，声呐忽然发现一个小的山峰，仔细侦察，看起来像是潜艇的指挥塔。靠近再用摄像机观察，确定这就是此行的目标：苏联海军的K-129潜艇。
“大比目鱼”花了三周时间回到珍珠港，带回来了成堆的照片。所有的照片，还包括任务简报，被一群特殊人员严格看护，在第一时间送往华盛顿。
与海军将领们想的不同，这些资料事关重大，却没能第一时间交给尼克松总统，而是索要材料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和副手Alexander Haig，他们打算先看过，再交给尼克松。虽然这违反了保密条令，但考虑到资料最终会交给总统，海军容许中途保留24小时。
一年以前，在竞选总统时，尼克松声称美国的军力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下降了，理由之一就是“普韦布洛（Pueblo）”号事件。
1968年1月，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在朝鲜海域从事谍报活动时被朝鲜扣留。尽管美国的军力比朝鲜强大很多，但没有采用军事行动解救人质。1968年12月，美国接受朝鲜提出的要求，承认错误、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作为朝鲜方面将人质释放的交换条件，但朝鲜仍宣布没收该舰。这起事件被尼克松当成了攻击的靶子。
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如今被朝鲜陈列于大同江畔。来源：nationalinterest.org
如今，基辛格递上了照片，尼克松有机会展示美国军力的复苏了。
编外：打捞行动
冷战中虽然有很多疯狂的举动，但“打捞敌对阵营潜艇”实在太大胆，一共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上面说的K-129，另一次是中国打捞英国皇家海军“海神”（Poseidon）号。
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殖民者强占了山东威海刘公岛一带，将其作为海军基地。一战胜利之后，北洋、民国政府相继与英国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到1930年终于收回威海殖民地，但刘公岛海军基地仍然被英国人强行续租十年。1931年，皇家海军派出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十二艘潜艇在内的舰队，前往刘公岛示威。其中的”海神“号潜艇因为与货轮相撞，沉没于刘公岛海域。
英国皇家海军“海神”号潜艇。来源：Wikipedia
1972年，当时国内唯一的打捞机构——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启动了“威海一号”计划，确定打捞“海神”号潜艇。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主要有几个目的：
第一，避免残骸影响渔业生产；第二，获得钢材支援生产建设；第三，检验和锻炼水下作业能力；另外还有一个未公开的目的，是为海军封锁渤海的演习做准备。
1972年7月15日，打捞船只顺利起浮，“海神”号出水。原本计划是将“海神”号整体拖到上海，但综合现场情况考虑（潜艇装备复杂、空间狭小，天气也逐渐转冷）放弃了原定计划，改为现场拆解。
到1973年春，“海神”号拆解完毕，共收获钢材908吨。经有关部门指示，钢材运往吉林、沈阳等地，有力支援了当地的建设。
有意思的是，英国人一直不知道“海神”号被打捞的消息。要等到30年后，潜水爱好者、记者Steven Schwankert在网上搜索时，偶然看到2002年某期《现代舰船》杂志刊载了打捞“海神”号的当事人回忆。他在香港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完整的文章，这才确认原来“海神”号早已被打捞。
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纪录片《The Poseidon Project》。
决策
美国海军知道了K-129的沉没之后，在海军上将Moore的指挥下，决定整体打捞这艘潜艇。但是，怎么行动方又变成了CIA，而且找的是民间公司呢？
确实，1968年8月，根据“大比目鱼”号现场勘查带回来的资料，海军的头头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也认为总统会开绿灯，支持下一步行动。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结果让海军又爱又恨。爱的是，尼克松给项目开了绿灯，可以考虑打捞这条潜艇。恨的是，他把任务交给了CIA（中央情报局），海军只能袖手旁观了。
对此，海军不少将领都有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海军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经费问题——任务交给CIA，意味着经费也拨给了CIA，而这些技术分明是海军需要的。不过Thomas Moore将军力排众议，从大局出发，认定这个项目如果成功，海军日后也可以受益，所以海军并没有强烈反对。
然而，纵然CIA神通广大，但主要优势也只是集中在情报方面，他们没有多少海上项目的经验，更也不知道如何从5000米深的海底打捞几千吨重的潜艇。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主要人员兴奋异常，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臭鼬工厂”（Skunk Works），U-2、“牛车”侦察机（开始是高空高速截击机，后来发展出大名鼎鼎的SR-71侦察机）都出自臭鼬工厂之手。要记得，它们都是CIA的项目，而不是空军的项目。
不要以为臭鼬工厂的人只擅长设计飞机，其实他们有非常强的技术能力和工程经验，还有足够的信心和激情，来解决全新领域的问题。如果你读过其主要设计师Kelly Johnson的自传《More Than My Share of It All》（90年代曾有中文版《我怎样设计飞机》，强烈推荐阅读）就会知道，无论多么复杂的工程，他都有自己的办法应对，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组织经验，所以臭鼬工厂能持续制出造让人各种“匪夷所思”的飞机。
Clarence Leonard "Kelly" Johnson 来源：Wikipedia
CIA指定的项目负责人是John Parangosky。Parangosky在大学读的是法律而不是理工科，而且小提琴也拉得很好，似乎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项目主管，但他对数学和工程有非常好的领悟能力，也非常懂得如何与技术人才打交道——技术大牛Kelly Johnson多次和Parangosky爆发激烈的争吵，尽管Parangosky是负责人，但大多数时候Parangosky还是会尊重专业意见，最后让步。
John Parangosky 来源：thetakingofk129.com
在之前的与“臭鼬工厂”的合作项目中，无论是升限2万米U-2，还是升限3万米、3倍音速的“牛车”（以及后来的SR-71），Parangosky的能力都得到了广泛的称赞，大家公认他是“奇迹创造者”。
他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能够严守保密协议，许多和他合作过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叫JP。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判断，打捞K-129价值非凡，但也高度敏感，因此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也是他们把打捞任务交给CIA的原因之一。
拿到项目之后，CIA故弄玄虚给项目取名为Azorian。按照CIA的惯例，这个名字不需要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实在要联想，它也只会让人想起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北大西洋“亚速尔群岛”（Azore），绝不会想到和太平洋上的苏联潜艇有关。在“公开”的资料里这是一个早已结束的项目，它的负责人也已经死亡。
保密工作也由CIA负责。这么庞大的工程，又极为敏感，CIA在保密工作上花了大量的精力，甚至专门为Azorian项目的保密工作成立了一个项目，代号为Jennifer。不过因为Azorian和Jennifer的关系太密切，也有些人认为，Jennifer就是Azorian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尽管Parangosky没有任何海洋和水下作业经验，CIA还是放心让他成为Azorian项目负责人，并让他随意挑选6-7名专家组成小组，进行先期评估。
Parangosky小组的前期方案充分体现出他们基于航空项目的惯性。
第一个方案是派小型潜艇把火箭送到海底，与潜艇残骸系在一起，然后点燃火箭起浮。这个方案纯属惯性思维的想当然，缺乏可行性，当时即便在地面发射火箭都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更遑论在海底发射火箭了。退一步说，即便可行，它甚至没有考虑过潜艇浮上水面之后该怎么办。
然后他们拿出了第二个方案：制造大型可下潜的驳船，送到海底与潜艇绑在一起，然后充气，把潜艇拉上来。这个方案要好一点，但也缺乏可行性。
让巨大的驳船下潜本身就是重大挑战，在5000米深的海底，海水的压力高达500个标准大气压，找到500个标准大气压下不变形的管子都很麻烦，更别说充气了。而且在上浮过程中，压力在不断变化，意味着驳船内的气体会膨胀，驳船有被撑爆的可能。
所以这个方案还需要改造，下一个版本是不用空气，而用戊烷。戊烷的沸点是28度，液体戊烷不容易根据压力和温度变化，在催化下戊烷又可以热解，生成丙烯、丁烯等气体。看起来戊烷是个好选择，但进一步的计算又让大家灰心了——如果要用戊烷起浮排水量2000吨的潜艇，即便只是测试，以当时化工行业的生产速度，也得等上整整两年。
正当CIA的专家小组一筹莫展的时候，不甘心的海军神秘兮兮地找来，说他们有一个“可行的方案”。
仔细听完这个方案，专家小组的成员差点没笑出声来：海军的方案和他们之前的第二个方案几乎相同。于是专家小组问海军官员：你们做过详细计算吗？有没有考虑过，什么设施可以把空气加压到500个标准大气压，还能送到5000米深的海底？
海军的人只得承认：我们确实没有仔细计算过。
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行，CIA的专家小组却有了信心：虽然我们没有海洋和水下作业经验，但海军也不过如此嘛。
随着信息了解的深入，一家叫Global Marine的公司进入了专家组的视野。在1966年，Global Marine的钻探船Glomar Challenger（Glomar是Global Marine的缩写）曾经完成过海底钻探的科学考察任务。
Glomar Challenger号勘探船 来源：ResearchGate.net
Global Marine有一招绝技：在海上准确定位。在当时根本没有GPS定位系统，陆基定位也不可靠。Glomar Challenger在作业时，先在作业点沉下信标到海底，然后通过船上四个声呐不断扫描信标，计算得到船只当前位置，再联动控制船上的推进器保持船只的稳定。这种定位系统的专业名称是“短基线（short baseline）”，依靠它，Glomar Challenger在1000米深度上的定位可以在1度以内，也就是说，在1000米深的海底钻探，海面上的最大偏差在几米之内。
Glomar Challenger的定位系统原理示意图 来源：hnsa.org
而且，Glomar Challenger根本不像其它公司那样担心钻头和钻杆断裂，整个勘探前功尽弃。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它可以把修理替换之后的钻头和钻杆准确插入原来的钻洞，由此大大降低了海底钻探的成本。这种技术让CIA的专家们震惊了。虽然它的工程挑战比不上航天与核武器，但航天与核武器都离不开政府投入巨资，但Global Marine完全是一家民间公司，靠自己实力做到这种程度，其技术实力可见一斑。
不要以为Global Marine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它很年轻，成立于1953年，但是到6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海洋资源钻探公司，尤其擅长制造大吨位的远洋钻探船只。
国内有一些关于K-129的报道说，这是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的公司，或者这是CIA成立的掩人耳目的壳公司，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如今Global Marine Inc已经属于总部位于瑞士韦尼耶的TransOcean公司，仍然在做海底钻探的业务（另外有一家专门从事海底施工的大公司Global Marine Group，前些年还与华为公司有业务往来，但它并不是当年的Global Marine Inc）。
今天TransOcean的宣传图片，和上面的Glomar Challenger很像吧？
Global Marine
1969年11月的一天，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Havenstrite Building二楼的Global Marine总部，主管工程的副总裁Curtis Crooke正在和工程师讨论技术问题。忽然他的秘书跑来打断：
Crooke先生，有人打电话找你
是谁？
他没说，他只说很重要
告诉他我正在开会，让他留言
Crooke继续开会。过了五分钟，秘书又跑来报告：那人又打电话来了，他说他有一笔大生意，需要现在就谈，他等不了。
Crooke觉得很奇怪，海洋钻探的生意笔笔都价值不菲，但从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谈生意。他决定坚持之前的决定，告诉秘书让那人留言。
又过了五分钟，秘书再次打断Crooke：这次我们没法拒绝了，他已经上门了，还带着两个随从。他们说，必须马上见到你。
来人主动介绍，他叫John Parangosky，来自CIA，大家一般叫他Mr.P。“我没有身份证和工作证，我们不带那玩意儿”，他说，“跟我来的一位是我的首席科学家Holzer，另一位是我的首席安全官Evans”。
我这次来只是想问你，依靠现在的技术，我们能不能从海底，5000米深的海底，把几千吨的玩意儿给弄上来？
说实在的，我现在没答案，得花时间想想。
很好，请花点时间。我们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几千米深的海底，几千吨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竟然值得CIA这样大动干戈，又神神秘秘。Crooke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潜艇。可是，除了去年（1969年5月）沉没的“蝎子”号，没有听说有其它潜艇失事呀。Crooke从书架上找出权威的《简氏军舰大全》，翻来翻去，他猜到苏联G级潜艇大致符合CIA的描述。
然后，他又找来一本材料名录，翻到“HY-100高强度军用钢”的条目。他想知道，在海上能不能接起四五千米长的钢管，同时还需要能经过管道来通讯。经过一天的计算，他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二天，Parangosky又来了，这次Crooke已经告诉了秘书，让他直接进来就可以。
你花时间想过了吗？
想过了，这不是不可能的。
好消息。我马上起草文书，给你们下订单。
拿到订单之后，CIA告诉了Crooke全部的事实，Crooked这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的要复杂得多，必须慎重对待。
所以，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Crooke把船只设计工作交给了Global Marine的技术天才、首席工程师、资深架构师John Graham。
左侧的是John Graham 来源：pressreader.com
John Graham的父亲就是工程师，也是考古爱好者，从小就培养了Graham对世界的广泛兴趣，去波托马克河畔挖掘古代生物的化石，去制作各种模型，拆开再重新组装。Graham长大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一门心思希望造船。有意思的事，他对航海没有太多兴趣，他只是单纯喜欢造船。
1960年，Graham看到Global Marine的招聘广告，他非常感兴趣。Graham本人的学历和经验也让Global Marine的人非常欣赏，最终的面试上，Global Marine的高层当场决定聘用Graham。拿到Offer之后，Graham补充说：
你们需要知道，我喜欢喝酒，而且喜欢了很长时间了。只要你们不限制我喝酒，我一定能给你们最了不起的设计。
在Global Marine工作了9年之后，Graham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但是这一次，他还需要向CIA证明自己，同时证明Global Marine的实力。
设计
CIA的人找到Global Marine，认为他们是深海作业的专家。但是，Global Marine的经验主要集中在钻探，而CIA需要的是打捞，到底行不行，谁都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Global Marine的工程副总裁Crooke让公司里经验最丰富的船舶设计师Graham评估CIA的打捞方案。
Graham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太过“想当然”的方案，明显缺乏实际经验——这么大的驳船本来就不适合在海况复杂的公海上使用，戊烷本来就容易爆炸，更何况还要在海底进行热解操作，危险就更大。
到底要怎么办呢？Graham仔细了解情况之后，给出了自己的设计：“硬捞（grunt-lift）”——用深潜器下到海底，一把“抱住”潜艇，深潜器与海面上的母船之间有硬质连杆，母船通过连杆慢慢把深潜器和潜艇拖上海面。
CIA一开始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只是钻探石油气的人熟悉的玩意儿，不适合打捞潜艇。他们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列明了他们关心的各种问题。
过了不久，Graham对所有问题都给出了详细的然而回答，并且给出了细致的数据：与捕获装置相连的管道直径0.38米，内径0.15米（原设计单位均为英制，为方便大家理解，以下全部换算为公制）。
为了配合捕获装置，母船中央需要留一个巨大的井，尺寸大概是60.9米*19.5米，用来操作管道和打捞潜艇（用航海术语说，这个口子叫“月池（moon pool）”，因为从中可以看到月亮）。
常见的月池
当然，Graham设计的母船上的“月池”与普通月池有很大不同。通常的月池很小，只是用来进行钻探作业的，而母船的”月池“必须很大，能容纳整个打捞机构，打捞上来的潜艇也需要它作为掩护。所以，母船上的月池也被称为“打捞井（well）”。
与普通月池的另一个差别是，母船的月池下面应当由巨大的密封门，平时关闭，打捞时开启，潜艇打捞上来之后再关闭，这样既能够提供掩护——外人看不到潜艇，也方便第一时间现场作业，从潜艇上搜索有价值的物品。
大到夸张的“月池”，底部有活动密封门 来源：hnsa.org
Graham同时计算了管道的设计。他指出，5000米长的管道必须分成若干节，才能方便吊运和操作；而且母船必须像石油钻井平台那样有高高的钻探架，其高度应该在30米左右……
Graham确实是造船的一把好手，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全靠手工做图、手工计算。但Graham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用手工就完成了概要设计。在详细的数据面前，CIA的人承认这个方案是明智、可行、简单的。尽管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比如管道的材质，比如A字支架导致船体重心偏高，比如如何在复杂海况下保持船身稳定……
不过这些都是细节问题，看到Graham的设计，CIA已经下定决心，把打捞任务交给Global Marine。
当然CIA也知道，Graham给出的只是初步的概要设计，还有许多部分Global Marine也不擅长的空白。比如执行打捞的深潜器，必须足够轻又足够坚固；船只定位系统也要改进，Glomar Challenger的定位系统不能支持打捞所需要的精度；管道的制作也是很大的挑战，它必须中空又能抵抗巨大的压力……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设计看来是可行的。CIA开始调动资源，运用当时尚属尖端科技的计算机技术，来帮助Graham完成详细设计。
掩护
CIA还面临另一个重大挑战：怎样让大家相信这艘几万吨的庞然大物不是去打捞潜艇的？
虽然Global Marine之前确实完成过不少科学考察任务，但海洋钻探与潜艇打捞明显不一样。海洋钻探的船只虽然也有月池，但都很小，只要能让钻头和钻杆通过即可，没有哪艘钻探船需要那么巨大的月池，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其次，Glomar Challenger已经在墨西哥湾进行过莫霍面钻探（moho，指的是地壳与地幔之间的不连续面）。去北太平洋钻探似乎说得过去，因为海底的地壳要薄一些，但莫霍面钻探直接用现成的船只就可以完成，船底两扇巨大的活动门该如何解释……
该找一个什么理由让大家相信呢？CIA想来想去，“海底采矿”进入了他们的眼帘。
长久以来，大家都知道海底藏着很多的矿产，但没有人想过去开采。到20世纪60年代，海洋矿藏开采的概念刚刚提出来不久，已经有一些机构在进行探索。如果用海底采矿来掩护，似乎是很合适的：海底有不少锰结核，它们的直径从30公分到2米不等，其中的锰含量超过25%，另外还含有镍、铜等等金属。
海底锰结核 来源：thetakingofk129.com
所以这艘船中央会有一个巨大的月池，在采集海底矿产时，先放下收集装置，在海底收集锰结核，然后向上传输到月池里。活动门关闭之后，月池的水抽干，直接在里面完成选矿……
为了保险，CIA请了一些在海洋和水下作业方面颇有经验的人士，询问他们，按照海底采矿的方案，建造这样一艘船只是否可行。大家的答复是：不知道是否可行，但至少不会不可行——时间紧迫，这是CIA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案了。
找到理由还不够，还必须有剧本。打捞K-129事关重大，一旦与美国政府扯上关系，难免引起苏联人的怀疑，导致全盘皆输。所以，整个故事不但必须完整、可信，而且必须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是一场纯商业行为。
但是，这又给保密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烦。要让它像纯商业行为，势必按照商业的规矩来办，如果遇到要保密的事宜，就无法搬出政府的保密条款来帮忙。这不只是对一般的公司而言，哪怕对税务、证券、海事等等机构而言，也应当像纯商业行为，不能因为它们是政府机构而特别打招呼，因为项目的总原则是确定的：知道内情的人越少越好。
哪家商业机构能配合CIA来打掩护？这是一个很费思量的问题。找来找去，他们找到了亿万富豪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
霍华德·休斯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先后担任企业家、飞行员、电影制片人、导演、演员……而且样样都很成功。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当年的霍华德·休斯不仅仅是美国首富，就像如今的科技狂人、“钢铁侠”马斯克，前些年小李子的电影《飞行家》说的就是他的故事。
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 来源：nypost.com
到20世纪60年代，“霍华德·休斯公司”已经是成为多元经营的庞大帝国，业务涉及广泛，上至航天探索，下至海洋勘探，无所不包。猛然间豪掷大笔资金去搞海底采矿这种新鲜事，对常人来说看起来确实很不可思议，但考虑到休斯一贯是有钱任性、又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这也不难理解。
当时休斯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好，外人都见不到他，只能通过他的助手和代理人来沟通。即便Parangosky也见不到休斯本人，只能通过他的代理人来沟通。休斯去世之后，许多人想确认他本人是否知道打捞行动的具体细节，但这一直没有答案，不少人猜测他应当是知道的。
所以明面上，CIA大张旗鼓编造了一个故事：休斯公司要进行海洋勘探业务——具体来说是从海底提取锰矿资源，所以委托Global Marine公司制造一艘大吨位的勘探船，于是这艘船的全名叫Hughes Glomar Explorer，简称HGE。
建造中的Hughes Glomar Explorer，可以看到船艏下方用于保持定位的推进器 来源：hnsa.org
实际上也确实签了正式协议，只不过这是一份三方协议，多出来一个赞助方，其实就是美国政府。按照约定，休斯公司也确实指派了若干人，配合CIA的掩护团队，装模作样地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传达各种“正常”的经营信息。
按照Parangosky的计划，表面的掩护故事和暗地里的打捞行动必须并行开展，又不能太过同步，掩护故事必须有自己的节奏，只是在测试、勘探、打捞等等关键节点上，必须提前做好铺垫，以便提供可信的包装故事。所以，Parangosky定下的策略是“反其道而行之”：项目进展尽可能公开，让公开的故事显得尽可能真实，这样才能掩护真正的打捞项目顺利完成。
组成
在掩护故事安排妥当之后，技术部分就可以按照Graham的设计思路继续开展了。从技术上看，项目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
CV（Capture Vehicle，捕捞装置）
CV由洛克希德公司负责，工程师们很不喜欢CV这个名字，觉得太过平淡，对不起自己的创意，所以给它取名为Clementine。它来自一首描写采矿的民歌，矿主的女儿就叫Clementine。
洛克希德最早的设计充分反映出他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经验，CV是“鸟笼”形状的，里面有复杂的支撑结构，外面有一层壳。这个设计让CIA的工程师非常不满意，因为航海和航天不一样，鸟笼形状不够轻，费用也大大超过预算。John Parangosky直接找到臭鼬工厂的Kelly Johnson，让他换人。新任命的设计师是Henry Coombs，臭鼬工厂里最有经验的机械工程师。
Henry Coombs交上来的设计稿简单很多，依靠一根粗壮的焊接件作为主梁，整个装置长53.9米，宽17.6米，高16.4米高，全重2200吨。CV设计的重点放在精确控制部分上，依靠全身装备的多个推进器，以及长长的操控线缆，操作者可以操作它在水下几千米的深度自由移动。同时，CV上的摄像机和传感器，又可以把水下的数据准确传送回水面，方便操作。
同时，也很难找到地方来操练CV的行动，所以Honeywell公司为CV专门开发了一套模拟器，让操作员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练习。在20世纪60年代，模拟器训练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军方，如今民间已经大规模使用模拟器来进行各种训练，CV的模拟器可以算是最早的实例。
后人制作的示意图，沉入海底的黄色装置就是CV
按照Glomar II的实地勘测成果（Glomar II的故事下面会讲到），CV为K-129进行了“量身定制”。对应潜艇的形状，CV一侧有5个机械爪，一侧有3个，全部以特种钢制成，强度极高，可以牢牢抱住潜艇。主梁的两头还各有两根支撑臂，它有两个作用：在与母船对接时，支撑臂用来定位，确保CV不会摇摆；而在海底作业时，支撑臂会充当机械腿，协助“抬起”潜艇。
月池中的CV，体型巨大，可以看到中间的对接连杆 来源：hnsa.org
从底部观察CV的机械爪，对比月池，可以知道CV有多么大 来源：hnsa.org
CV的制造过程也充满周折。制造过程中最大的麻烦在于，CV的主支撑结构太大了，洛克希德的工程师们后来才发现，在厂房里制造完成之后，它怎么样也出不了门，把厂房整体拆除的成本又很高。他们想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求助湾区很有名望和经验的钢铁起重专家Tex Bean。
“术业有专攻”，这样的老话不得不服。Bean来现场看了一圈说：“老兄，你们都搞错方向了”。他的办法是把厂房的固定螺栓全部卸掉，弄来一台巨型吊车，把厂房整体吊高6米。这样一来，CV终于可以出厂了。
HMB-1（驳船）
CV强调的是深海作业，所以它本身是没有动力也不能行驶的，为了和HGE对接，它还需要一个母体才能行动，这个母体就是HMB-1，全称是Hughes Mining Barge-1（休斯开采驳船1号）。HMB-1在加州的红木城（Redwood City）制作，设计师是洛克希德的Larry Glostern。
HMB-1长98.7米，宽32米，高27.4米，顶盖可以像天文台一样开合。运输时，CV就藏在HMB-1里，这样可以保证CV不受天气影响，也有利于保密。
在CV和母船对接时，先选定一片合适海域，然后HMB-1整体下沉到60米左右的深度，母船行驶到HMB-1正上方，HMB-1的顶盖打开，母船从中把CV“掏”出来，送进月池里。完整的对接过程需要两天左右。
在海面上的HMB-1 来源：hnsa.org
正在下沉的HMB-1 来源：hnsa.org
下沉接近完成之后，准备对接的HMB-1 来源：hnsa.org
HGE（母船）
HGE由Global Marine公司负责设计，命名为Explorer，全称是Hughes Glomar Explorer，简写为HGE。虽然Global Marine、洛克希德等等公司都在西海岸，但西海岸找不到这么大的造船厂，只有东海岸费城的Sun Ship能制造它。
为了安全保密，离开Sun Ship之后，HGE还要开到西海岸加装所需的特种设备，以及和HMB-1对接。又因为CV的尺寸是为K-129量身定做的，HGE宽度超过了巴拿马运河的容许范围，所以HGE只能从南美洲绕一个大圈，兜回西海岸的长滩岛。
身型巨大的HGE，与常见钻探船只不同的是，其钻探架前后各有一座导轨，下文详解
HGE总排水量达五万五千吨，比海军的大部分舰船都要大。长度为188.3米，宽度为35.3米。在船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月池，长度为60.6米，宽度为22.5米，高度为19.8米。在月池位置，船底有可以自由开合的两扇密封门，打开时可以把CV转移上来或者放下去，也可以容纳打捞上来的潜艇，关闭后抽干海水，就可以方便检查，密封门厚达2.7米，两侧有滑轨。在建造时，不少工人都叫它“休斯的魔鬼”，有经验的造船工人都看出来了，真正的采矿船绝不会留这样大的月池。
船中央的月池和船底的滑动密封门 来源：hnsa.org
HGE的另一个特点是高耸的钻探架，高出海面74米。因为按照Graham的“硬捞”设计，HGE会放下一根长长的钢制连杆，把CV送入5000米深的海底。
HGE上的钻探架和钢杆 来源：hnsa.org
在钻探架前后各有一组对接滑轨（Docking Leg）。滑轨平时上升到最高位置，对接时降下，在水下与CV的对接装置连接，保证CV的稳定性。滑轨也可以前后运动，以便完成CV的捕获或释放动作。
对接滑轨的操作示意 来源：hnsa.org
HLS
HLS，即Heavy Lifting System，起重系统，由Western Gear负责，这个系统颇有挑战，值得多说几句。
首先是连杆，按照估计，潜艇加上内部海水的重量在2000吨左右，CV重2000吨，深入5000米的连杆重达4000吨。也就是说，HGE必须在海上能够吊起8000吨左右的重量，而且保证连杆不能断裂。
连杆分为多节，每一节长度为10米左右，外径从0.4米到0.32米不等，内径均为0.15米，重达10吨左右，两头都有对接装置。平时所有的连杆都横置在船舱内，预先按每两节一组对接好，作业时用吊车送到钻探架上，与之前已放下的连杆对接完成，如此重复，直到抵达5000米深的海底为止。
钢杆之间的连接头 来源：hnsa.org
当时，普通的制造商都没有这种加工能力，只有战列舰主炮的炮管用到了这种技术（美国“衣阿华”级战列舰主炮口径406毫米），然而战列舰在二战之后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多年不生产了。不过几经辗转，CIA得知在陆军的Watervliet兵工厂有冶金专家大概能胜任。CIA立刻请求陆军把这名专家送到五角大楼，只说“国家安全有关的重大事宜”迫切需要他协助。聊过之后发现，此人完全能解决钢杆制造的问题。
最终连杆由三家公司协助完成，以钢钒合金制成。1972年1月30日，在大家的担心中测试一次通过，全部584节都符合设计要求。1973年10月，连杆全部运往长滩装船。
584节连杆准备装船之前的照片 来源：Dave Sharp
连杆作业片段，可以看到它是中空的 来源：Dave Sharp
Glomar Explorer 总体视图 来源：shipbucket
如果你仔细看上面的图就会发现，除了中间的钻探架和前后的对接滑轨，HGE上还有不少起重吊架，它们都是用于连杆作业的。
HLS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起重设备，为了在海上提供接近一万吨的提升力，HGE装备了48台液压泵，工作压力高达3000psi，也就是211个大气压。这些液压泵工作时噪音巨大，对操作者的心理是极大的挑战，液压泵满负荷工作时猛烈喷出蒸气，可以切断人的肢体。
同时也不能忽略准确度和定位系统。之前Glomar Challenger已经有很高的定位准确度，简单说，它先沉下一个信标到海底，然后通过船身的四个接收机读取其信号，计算得到船只未知并进行调整。这种“短基线系统（Short Baseline System）”可以满足几百米到一千米深度的作业，但在5000米深度，它的定位范围只有45米左右，这还不能满足需求。
“短基线”定位系统，船身四个接收机，海底一个信标 来源：hnsa.org
但是想象一下，CIA要做的是从5000米的海底打捞出一艘大约100米长的潜艇，而且是用一根硬质钢杆连接。按比例换算，这大致相当于把地面上的一辆中巴车吊到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尖顶上，而且不能用软吊绳，不能晃动，精度要求相当高。
著名的东方明珠电视塔 来源：太平洋电脑网
所以，CIA委托Honeywell的工程师（系统的数据和控制部分全部由Honeywell公司负责）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在海底沉下四个信标，船只同时读取四处的信号，这种“长基线系统（Long Baseline System）”的定位精度达到了12米左右，已经够用了。
改进之后的“长基线”定位系统，有4个海底信标 来源：hnsa.org
最后是稳定性，如果你留意过吊车，会发现它虽然有车轮，但工作的时候必须依赖若干个支撑腿，否则无法保持车辆稳定。在陆地上尚且可以这么做，但海上不行，因为海上随时有波浪。
上面说的定位装置只能保证船只不发生大的偏移，但不能保证船只不波动，所以船只本身应当有减震装置，它像弹簧一样，把船身在六个方向的晃动消解掉，尽量保持钢杆的稳定。也就是说，负载能力接近一万吨的起吊机构，是通过减振装置“浮”在船身上的。
HLS“浮”在船身上才能保持稳定，可以看到支撑架和活动机构 来源：hnsa.org
这套装置的专业名称是Heave Compensator（提升补偿器）。其中起主要减震作用的是压缩空气，总共包含144瓶压缩空气。此外还有活塞和轴承，轴承的直径最小也在1.5米左右。
当时，全世界只有西德的FAG Bearing公司有这个生产能力。FAG Bearing公司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Schweinfurt，当地有很长的滚珠轴承生产历史，二战时是盟军战略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然而，即便是FAG Bearing也没有制造过这么大尺寸的轴承。不过最终，FAG Bearing按时按质交付了需要的轴承。
HLS上巨大的轴承
为了保证项目的推进效率，CIA分析了各个部分之间的依赖关系：起重系统、数据和控制系统都可以独立进行，按照预先约定的规格制造即可。母船设计的主要瓶颈在于中间的月池尺寸，月池尺寸受制于CV的大小。CV的设计又取决于潜艇的实际情况，不但包括尺寸，还包括海底坡度和海床构成，然而之前“大比目鱼”拍摄的照片并没有提供这些信息。不过，这难不倒CIA。
Joe Huston是水下光学和测绘方面的专家，供职于麻省列克星敦的Itek公司，专门负责特种项目。1970年9月，他收到消息，“来自美国政府的客户”想要完成一个任务，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拍摄精确图像”。接下任务之后他才知道，所谓“极端恶劣的环境”，原来是五千米的深海。
在毫无光线、压力巨大的深海，他必须用多个光源照亮，从多维度测量，同时不能有任何的偏差，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在来自CIA的John P.的先生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任何东西，哪怕距离再遥远，价格再昂贵，只要Huston有明确需求，隔天都可以送上他的案头。唯一的问题是，Joe Huston不是“信得过”的人员，他不清楚自己的系统到底用来干嘛，好在这并不重要。
若干天后，Huston在自家后院浑浊的水箱里试验成功了。他交出的照片让John P.非常满意，唯一的疑问是：“你照片里的鲶鱼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项目的代号就成了“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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