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了饭，这是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人生成就与贡献的感性认知。
不能说错，但不够具体，也无助于我们了解作为“人”而非“学术偶像”存在的袁隆平真正的人格魅力。
以我的浅见，袁隆平的实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学术层面，率先把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从理论可能变成了产业可行，这是开创性的贡献；
然后是产业层面，成名之后袁隆平持续影响中国水稻的育种方向，这是引领性的贡献；
最后是社会层面，袁隆平的存在持续强化着国民对粮食安全与国家稳定的信心，这是旗帜性贡献。
中年时代的袁隆平
杂交水稻是发现和转化，而不是发明
对农业不熟悉的朋友可能以为是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通过杂交让农作物出现某些人类想要的新的性状，是植物学家上百年前就发现的事实。
著名的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就发生在19世纪，那时中国还是清朝同治年间。玉米和小麦的杂交育种技术也都在百年前就有了。很自然的，人们会想到给同样作为人类主粮的水稻也搞一下杂交，培育出更高产更优良的水稻品种来。
但是呢，杂交水稻不是你想搞就能搞出来的，它存在一个天然的巨大困难：
水稻天然是自花授粉的作物，一株水稻会同时产生雄配子和雌配子，在同一朵花或同一花穗内完成交配，产生种子。而杂交则是希望拿另一个品种的雄配子（花粉）来给这一株水稻授粉，让它们生下“混血儿”。
有人说，这很简单，你先把这株水稻的花粉都去掉，然后拿另外一株水稻的花粉过来人工授粉就好啦。非常机灵，但是并不可行，因为水稻的花太小、太轻、太多……
我们都听过“稻花香里说丰年”或者“风吹稻花香两岸”，但实际上水稻的花根本不香，肉眼也很难看见，要不然大家为啥都喜欢去油菜花田里拍照而不去稻花田里呢？
水稻的花小到需要放大镜才能勉强观察的程度，而一株水稻有200到300朵花，风吹草动或者轻轻一碰，它就已经完成自花授粉了，你说这人工授粉要怎么做？
当然，在实验室里面是可行的，但是在农业生产中这样就不现实。世界上最早做出杂交水稻的是美国人Henry Beachell，他比袁隆平早了10年，用实验证明了水稻杂交的确能产生优势后代。
但是，他所用的操作技术并不能大规模应用于生产实际，袁隆平在1973年成功开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才是第一种在生产中行得通的技术。自袁隆平之后，杂交才成为水稻育种的划时代的技术路线，水稻也从1.0版本提升到了2.0版本。
所以，“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头衔实际上有两个人拥有。当然，我们中国人肯定更认可袁隆平的贡献，Henry可以叫“杂交水稻大伯”嘛。
袁隆平真的非常幸运
那么，袁隆平是怎么开创出可行的杂交水稻技术的呢？这里大概是有49%的幸运和51%的努力吧。
当时，袁隆平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水稻育种专家都在海南育种，大家都想攻克杂交水稻技术。 1970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和冯克珊在野外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的野生水稻，成为了杂交水稻破局的关键实验材料。
从后世影响来看，这一发现的幸运程度堪比中了500万次500万元的彩票。这株水稻天然没有花粉，也就不存在自花授粉的可能，这就给水稻杂交扫除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有了这株野生稻，袁隆平提出的“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路线就获得了关键的不育系材料，并用3年的时间带领团队开发和验证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1973年，袁隆平开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袁隆平这一贡献的意义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大家都能用的育种方法，而不是培育了某个具体的水稻品种。
实际上，从1973年到现在，经由袁隆平团队培育的水稻品种从来没有占到过中国水稻种植面积10%以上的份额，但每一个杂交水稻品种都有着袁隆平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了饭，这是抹杀了其他育种专家的贡献，但在中国水稻产量提高这件事情上，袁隆平的确发挥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袁隆平的人格魅力
写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袁隆平只是很幸运招到了一位运气爆棚的学生，那你就错了。当历史的机遇从天而降，能把握住机遇的也绝非寻常之人。
首先，袁隆平的育种技术非常扎实。
在野生雄性不育水稻材料发现之前，40岁的袁隆平就已经是中国水稻育种领域最前沿的专家之一，并且已经提出了“三系法“杂交水稻的路线图，用栽培稻部分实现了构想，只是还不够突破的级别。从他有资格带领一个省级团队在海南南繁基地育种也能感受到他的学术地位。
可以说，当时的袁隆平已经储备了开创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所需的所有能力和经验。 1966年袁隆平就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并且一直带领着团队在针对性地寻找“野败“材料。野生稻就在那里，欠缺的只是由谁发现、在哪天发现的问题。
当然，回过头来说，当时全国具备这一能力的也不止袁隆平一个人，在这点上，他是真的幸运，但不应用幸运去掩盖他的实力。
然后，袁隆平拥有卓绝的毅力。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袁隆平开创杂交水稻技术的时间？是1970到1973年。那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至今不愿提起，不便提起的文革“浩劫十年“期间。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学术权威是什么样的处境，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明白其中的艰难。文革期间，袁隆平的试验田与实验材料曾多次被毁，育种工作面临极大压力。
这种压力可不是我们当代科研狗们996或者发不出论文毕不了业的压力，那是实实在在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危受到极大威胁的压力，是生与死的压力。
能顶住这样的压力继续搞育种研究，并在那么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突破，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持续引领中国水稻育种方向
袁隆平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中国杂交水稻育种方向的持续影响。改革开放之后，袁隆平的学术地位日渐巩固，成为“泰斗级“人物。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仍然坚持在一线从事育种工作，每年冬天仍然飞到海南的育种基地，但他更多的价值已经转向了规划和制定中国杂交水稻的育种方向。
实际上，水稻育种是一项对资金要求非常高的研究工作，并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科研基金作为主力在支持水稻育种研究。那么，把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到哪个方向上就显得尤为关键。
从1990年到2020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在水稻育种领域的科研经费投入当然有一套综合的决策机制，但不可否认是会受到袁隆平影响的。 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超级稻工程，到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每一次路线决策都会参考袁隆平的建议。
转基因是袁隆平面临的争议之一。有评论认为，袁隆平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支持不够坚决，间接导致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有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极左派认为，袁隆平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重要推手之一。
个中是非功过，可能要到很多年之后我们才能回头看清楚吧。
袁隆平是粮食安全的旗帜
袁隆平的第三项贡献，是作为旗帜性人物令整个社会保持对农业产业和国家稳定的信心。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每一年，袁隆平至少会大规模刷屏两次，试验田创造水稻亩产新高的数据每一年都会刷新。当前，袁隆平领衔的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已经超过1100公斤，正向亩产1200公斤冲击，预计今年就能实现。
在舆论层面，持续而可预期的亩产纪录喜报对于稳定社会民心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和大跃进时虚报的亩产万斤不同，袁隆平的试验田每次测产都是实打实的创造新纪录。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产量因为管理水平的限制，和这些试验田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当前中国水稻的平均亩产在500公斤的量级，约等于试验田高产纪录的一半。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三大主粮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超过98%。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整体粮食的自给率在85%以下。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由袁隆平作为旗帜给社会持续树立粮食安全的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今天，袁隆平院士因病逝世，享年91岁，谨以此文致敬。
袁老千古，功勋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