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救过落水儿童的欧金中，涉嫌杀害多人潜逃，舆论对其多有同情，甚至希望他逃过搜捕。
曾经因吸毒被抓的歌手宋冬野，因试图复出商演被举报，舆论对其大加讨伐，要他为缉毒警察之死负责。
曾经性侵犯罪，还能从事与学生密切接触的工作吗？四川省排查百万教职工，发现101人有性侵前科，已通报相关学校予以处理。
一个人的过往如何影响我们判断他的当下？救过人，是否该有免死金牌，吸过毒，是否该万劫不复，有前科，还能不能有未来？
关于这些问题，分享一些我认为是基本常识的看法。
情理与法律要分清
在欧金中救人与杀人的案例中，我会把情理与法律分开来考虑。
从情理层面来说，欧金中曾连续多年反映建房问题，却没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或清晰有力的回应，这是我同情他的地方。他还曾见义勇为救过落水儿童，这是我佩服他的事迹。
如今他涉嫌杀人潜逃，我呼吁公安部门依法保障其人身权利，反对地方政府高额赏金奖励发现其尸体的通告；呼吁在后续审判中保障其诉讼权利，让辩护律师能够充分履职。
呼吁当地政府彻查案件中涉及的土地纠纷和官员不作为线索，依法保障其家属合法建房的权利。如果有人出手援助他的家属，我也认为值得敬佩。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我反对那些呼吁欧金中杀人无罪或情有可原应该免死的观点，杀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私力救济的可选项，更何况是刺伤刚满10岁的儿童。
我也反对那些期盼他逃脱甚至帮助他逃脱的做法，那是对公共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如你所见，其实把情理和法律分开来考量并没有那么困难。
尊重法律，不等于否定过往一切的情理缘由，考虑情理，也并不等于要挑战法律的公正和权威。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要分清
在宋冬野吸毒与复出的案例中，我会把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分开考虑。
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说，宋冬野吸过毒、违过法、犯过错，他已经根据法律受到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虽然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法律上宋冬野的确是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公民。
他享有从事合法工作的个人权利，享有创作音乐、从事音乐产业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保障他在熟悉的领域足够“混口饭吃”。 （注意，这里没有提公开演出）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说，吸食毒品的社会危害是明确的，演艺人员对社会风尚的影响带动也是切实存在的，限制有吸毒经历的人员从事公开的演艺活动，是一个在情理上说得通的做法。
我们可以讨论这种做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也可以质疑一位歌手是否有足够能量带坏社会风气，但不能简单化地以个人有工作权利去否定这个思路。
类似的道理，禁止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从事与学生接触的工作，也是对刑满释放人员工作权利的一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就很容易被公众所理解，大家甚至希望限制的行业更多一些，更严一些。
当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我们首先要警惕为了公共利益而抹杀个人权利的做法，所以，吸过毒，有性侵前科的人也该有生存权、有工作权。但为了公共利益而对个人的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是当前社会的通行做法，重点在于：
1.这种限制应该经过论证，是真正地有利于公共利益而不是基于想当然的关联。
2.这种限制应该有个限度，不应该是对个人权利的全盘剥夺。
例如通过禁止访问外网来维护社会和谐，就是未经充分论证的想当然，而“有性侵前科的人不允许在有女性员工的企业工作”就属于超出了必要程度的限制。
预防与惩戒要分清
最后一个想分享的概念是预防犯罪与惩戒犯罪的区别，这也是一个超出我们日常直觉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从直觉出发，认为对犯罪的惩戒力度越大，整个社会的犯罪行为就会越少，这是一个错误的直觉。
以【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主张为例，看似可以通过最重的刑罚来威慑犯罪，但实际上可能会把暴力危害程度较轻的拐卖儿童行为逼到绝路，使得被拐儿童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胁，使得警方解救被拐儿童的难度更大。
【罪与刑相当】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石之一，这不是某种凭空而来的价值主张，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更加有利的科学立法原则。
回到前面的案例，很多人认为，反正自己不会吸毒，也不会性侵，那么让吸过毒的人和有性侵前科的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让他们不能正常工作吃尽苦头，才更有警示意义。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反而可能让有前科的人员难以融入社会，转而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帮助有前科人员融入社会并不是圣母心发作，而是真正对社会公共安全有利的科学做法。
在特定的行业对有前科人员进行禁止和限制是合理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请一定不要随意扩大化，不要随意加码。
